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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奥委会寄出了“关于恢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合法权利的提案”。我作为法文翻译除了翻译法文初稿外，还在会前陪领导会见了一大批友好国家驻华使节。特别是3月20日伊朗新任驻华大使拜见赵正洪副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伊朗奥委会坚决支持我国的立场的信息。

尽管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提前于1975年4月27日至5月3日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召开了全会，通过了支持在国际体育组织，特别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纳我驱蒋”决议。但在罗马会议和国际奥委会第76届洛桑全会上，会议成果却远远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乐观。

派代表出席罗马会议的国家奥委会达92个，其中17个国家代表发言支持我方提案内容，但主张“纳我而不驱蒋”的有24个国家代表。出席洛桑国际奥委会全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达70多位。其中7位委员发言支持我国提案，而另有14位委员明确表示“纳我而不驱蒋”。

在此两个会议之前，台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伊朗朋友告知，台方为了拉选票，在欧洲和中、南美洲兵分三路，大搞民间的“金钱外交”，十分活跃。我们在会前和会议期间的工作不可谓不努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症结何在？

通过前哨战，我们在一线从事恢复我合法席位工作的同志们隐隐约约感觉到，通过我们的工作，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支持恢复我席位的力量正在扩大，但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反对驱蒋的力量也很有市场。在短期内，说服后者难度很大。

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放松在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工作。但由于“文革”并没结束，极“左”思潮不时冲击着我们恢复席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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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主席在京受批判（1）

1975年5月5日，在香港著名实业家、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先生的安排下，前一年刚刚当选为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的阿维兰热先生应邀访华。

5月4日，国际司一位负责人和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会见了先期赶到北京的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参加会见的有驻香港新华分社的李大达及我和吕圣荣同志。霍英东先生重点介绍了阿维兰热先生的情况。阿是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委员，目前排序第一，讲葡萄牙语、法语、西班牙语，能听懂英语，但说有困难。他是律师出身，现为多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阿为人正直，在国际体育界影响很大。他曾作为巴西国家水球队运动员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在巴西担任了近20年的体育总会主席、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阿维兰热先生对华很友好，他在参加国际足联主席竞选时就承诺，他当选主席后一定要解决把八亿中国人民排除国际足联之外的不正常现象。

在会见中，霍英东先生还用他那粤语味甚浓的普通话告诫我方领导，他和震霆已在亚洲和国际上为恢复我国在国际足联的席位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好不容易把国际足联主席及秘书长请来了，请我方务必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

5月5日，阿维兰热主席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凯泽尔（瑞士人）陪同抵京。考虑到阿的祖籍在比利时，他的法语讲得很好，领导决定让我做翻译参与接待工作。但考虑到会谈的重要性，临时借了外交部的葡语翻译担当会务谈判翻译，但我也少不了要加班为葡语翻译准备相关参考资料。

5月6日，还是由国际司那位负责人和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出面与阿维兰热和凯泽尔先生会谈。霍英东和霍震霆先生坐在国际足联一方参加会谈。

出席会谈的还有国际组织处的副处长王亦洲、张千同志和工作人员楼大鹏、吕圣荣同志以及从欧美处借调来讲西班牙语的王正夫同志，我兼作会议记录。

当阿维兰热主席把当时国际足联关于解决中国席位的主流观点介绍了一半时，我方领导就迫不及待地指责说：“这种观点实际是###论调的翻版”，“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阿维兰热主席被中方两位主谈判者的态度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张口结舌。好在霍英东父子打圆场，谈判才继续下去。当我方两位领导听完阿维兰热和凯泽尔的建议后，又以训斥的口吻教训对方“要站到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不要为帝修反帮腔”。阿维兰热是位十分耿直的人，虽然耐心听完了两位的“教训”，了解了中方的观点。但他也一肚子气，会谈开始时的笑脸随着会谈气氛的沉重一直未能再现。

上午会谈结束时，阿维兰热主席仍不失真诚地说：“今天了解了你们的要求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