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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这可是官方表态，代表法律，不遵，就要治罪了。但饥民哪里还顾得了这些？他们砸烂告示牌，汇集到县衙前，大呼：“终归是要饿死，不如一道去抢。”

宋某不能禁，假意请李岩来做调解人。李岩重申先前两个条件，宋某表示接受，饥民说：“我们姑且散去，如无米，再来。”饥民一散，宋某马上给按察司打报告，称：“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按察司得报即刻批复：“秘拿李岩监禁，不得轻纵。”

于是，李岩被捕。宋某这个蠢材大约以为，擒贼擒王，李岩一逮，别人也就吓住了。结果消息传开之后，饥民赶来，杀死宋某，劫出李岩，把监狱里的重犯全都放跑，仓库被一抢而空，成了真正的暴动。

李岩对大家说：“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显然只剩这条路了。于是，李岩将家中付之一炬，带领众人投李自成而去。

为什么说李岩是“叛投者”？他是大明两百余年来，第一个“从贼”的举人。

本朝先前造反的，都是草民，都是被统治对象，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人数再多，在这个方面不曾有变。李岩身份截然不同，他是有功名的人，是老爷，是政权的分享者。这样一个人，投入造反大军，成了自己阵营的“叛徒”。这件事，说明统治阶层的信念已经动摇，已经从内部发生危机；同时，也使###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就此意义论，一个李岩的加入，胜过以前成百上千的参加者；因为，当叛投者出现时，人心向背、历史趋势才表现得确凿无疑。

其次，李岩是知识分子。历来，目不识丁的农民起事，一旦有知识分子加入，都意味着重大转折。因为不管怎么说，在社会的历史阶段本身不曾发生质变时，造反的结局终将重新回到该历史条件下的主导意识形态或者说“道统”之下，农民起义的成功归宿仍将是新王朝、新皇帝的诞生。所以农民起义欲成其事，缺少不了掌握着意识形态、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秩序的知识分子。反过来，有知识分子前来投奔，也证明起事者有“王者之气”。

对李岩出现在闯军，人们有理由联想到当年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一批知识分子出现在朱元璋帐下的往事，正是从那时起，朱元璋脱离了单纯的暴动者形象，开始踏上建国之路。

李岩对于李自成，也完全起到这种作用。他对后者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行仁义、管束军纪、图大事而不只以劫掠为生。比如他针对朝廷大肆征比的做法，专门为李自成制定“不纳粮”的宣传口号，令各地百姓翘首盼望闯王到来，“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这似乎是并不难以想到的对策，然而，李岩到来之前，闯军确实不晓得以此换取民众支持。

据说，随后来到闯军的另外两个智囊人物牛金星和宋献策，亦系李岩所引。

李岩“叛投”一事，在当时士林造成的震动，是颠覆性的。计六奇在清初回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在士绅阶层，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起义领袖传为“李公子”，不知李自成其人，可见“李岩效应”之强。｛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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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2）

说起李自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明祚已尽，该当灭亡以外，他自己要感谢的方面也很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他这一边。李岩归附是这样一种象征，也是他事业转折的一个实际的关键点。此外，还不能不提到，满清在北京东北一带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在心理上给明王朝造成“国势殆矣”的恐慌感、末日感，它甚至也转化为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

叙至此，第二位“叛投者”就出场了。

此人姓洪名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陕西乱后，崇祯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继因屡建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

他虽然是文人出身，却很能打仗，受命以来，大大小小历次征讨，基本不曾失利，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崇祯十一年，洪承畴在潼关大战李自成，完败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194｝。八月，洪承畴正式上报：“陕西贼剿降略尽。”｛195｝

洪承畴部，已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