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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丧嫁、居家乃至服饰、车辕制式都循周礼，还掀起广泛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能改的全部改成古名……这些古怪做法，部分出自道德热忱，更多的则展示着他内心对于自己的一种期许。他自命为黄帝虞舜后代，幻想是周公再世，他的抱负不在于经济国家，而是希望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圣王精神，跻身于其他经典儒家行列，成为不朽的精神象征。但是，他的这些追求，全都因为形式主义而破产，沦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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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7）

嘉靖没有王莽的狂热，却有相同的抱负；而且，王莽没有干成的事，嘉靖干成了。

最初嘉靖挑起“大礼议”，只是抱着很实际的目的，为亲生父母捞取帝后地位，以及维护自己的尊严。但随着事情的深入，他开始超越这目的。他越来越相信，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有着重大思想理论意义的工作，这工作将改变和突破礼法理论某些不合理部分。通过“大礼议”，礼教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他本人将因此成为礼教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因此，如果说早期嘉靖与杨廷和之间是###，那么到后来性质完全变了，已经变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嘉靖不再只是狭隘地为父母争名分、为自己正地位，而是向不合理的礼教旧秩序发起挑战，创造新的原理，把礼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新的阶段。他热切期待这样的结果：经过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礼教改革运动，诞生新思维新制度，“不但创行于今日，实欲垂法于万世，以明人伦，正纪纲”｛41｝，不论何时何地，人们世世代代都将沐浴在他的思想的万丈光芒之下。

历史上的伟大君主，他们显赫的声名无非来自于开国创代、辟疆拓壤，就算在制度上有所更新，也只限于政治、法律、田税这一类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情。这些功业固然光辉灿烂，但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往往人亡政息，或随朝代更迭而烟消云散，很少能够传诸久远。因此，他们再伟大，也不过是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

嘉靖从“大礼议”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前景。他的事业，将越过时间而成为永恒。人伦大礼，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交错，区别】”｛42｝。朝代有更迭有始终，再伟大的君王，其事业在身后也终有泯灭的一天，而人伦之义，祖天述地，与日月同存。因此，在礼法上有所建树，才真正不朽。

“大礼议”意外地使嘉靖发现了一条超迈过往伟大君主的途径。他恍然大悟：与其做一位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留名史册，不如铸造精神范式，架设思想灯塔，做一个可为万世法的精神导师。

他的这种“觉醒”，轨迹甚明。以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为其帝王生涯分水岭，在前二十年“积极进取”的阶段里，嘉靖把全部的热情、精力和想象力，都投于礼教改革，奇思异想接踵而至：“大礼议”之后，更正郊祭；郊祭改易甫毕，又重修孔庙祀典；搞定孔庙祀典，转而厘正太庙庙制……真可谓乐此不疲，举凡国家礼制之大者，尽被他囊而括之，改而革之。

不但如此，他更于行动之外，隆重推出备载他所领导的礼教斗争伟大胜利及其理论贡献的“不朽文献”。这部文集，三编三定，历时四年。最早，由礼部尚书总其事，于嘉靖四年十二月编成《大礼集议》六卷，过了一年，再命修订并更名《大礼全书》，嘉靖六年八月《大礼全书》呈进，嘉靖阅后以为“未尽其义”，需要“通查详定”，且亲自另拟《明伦大典》之名，发回重编，又经过近一年，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告竣，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明伦大典》修成，嘉靖亲自作序，把它“刊布天下”，甚至“颁行中外”。那意思，不仅印成书在国内发行，似乎还作为赐品赏与外夷，好让他的光辉思想成为全世界的行动指南。

帝王喜欢别人臣服和顶礼膜拜，是普遍天性。不过像嘉靖这样陶醉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伟人，在古代却十分罕见。王莽有这倾向，但事情搞砸了，没有成为伟人，反令世人以小丑视之。除王莽外，好像再没有第二个例子。不论多么自以为是的君主，他们喜欢别人歌颂自己的，都是多么有雄才大略，多么勤政爱民，多么治国有方，是很实际的政治上的业绩，对于充当精神偶像好像没有太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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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