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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称道朱棣营建北京———这座当今世界大都会的骨架和基础，确由他塑造与奠定———之功，以及对宏伟壮丽的紫禁城啧啧称奇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并且指出这一事实：明代初年，中国居然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承受了在南北建造两座都城的巨大负担。要知道，这两座都城中的任何一座，在当时世界上都堪称最为奢费的大城。南京修造了十年，而北京的工程前后耗时二十年。

国家显然为此投入了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我们虽然不知道营造北京究竟耗资多少，因为朱棣不屑于向他的人民公布这样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铜钱都是从赋税中来，亦即都是由当时的普通百姓来承担。

我们可由紫禁城昂贵的材料来想见它的奢费———当时，三大殿的柱子全部采用巨大的楠木｛147｝。因为珍稀，这种木材被冠以“金丝”的形容词。它所以昂贵，除生长周期长，更由于皆处深山之中，砍伐及运输甚是艰难。一根运抵北京的楠木，甚至包含了许多人的生命代价。为了给紫禁城置备足够的木材，几位采木大臣在从山西、四川、两湖、江西直到浙江的广大区域内，足足滞留了十几年。例如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永乐四年赴任，直到永乐十七年才“自蜀召还”，除了中间短暂地在别处处理一些事情，他在四川的采木延续了十三年之久。

如此浩大的工程，人民为此承受了怎样沉重的赋税，我们虽无法知悉真实的数字，却一定是惊人的。在回避或不屑于记载这些数字时，史书偶尔会提及一些局部性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单两湖一地为采木而投入的人力，即达十万之众｛148｝；当时共五大采木地，如以规模不等做一平均估算，仅采木一项，征用民夫总数约四十万上下。至于正式营建北京和紫禁城所投入的人力，不久前，央视在其制作的纪录片《故宫》中指出：“据说超过百万之多。”它还举例说，仅保和殿后的一块巨型汉白玉石，“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两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二十八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149｝虽然我没有直接掌握这些数字的来源，但出自作为国家电视台制作并有明史专家参与的作品，大约是可以采信的。

回到恩格斯那句话：“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无论如何，在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泯灭公正与爱心。关于迁都北京的战略意义，关于重复建设两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营建北京算不算“进步”或包含多大“进步”意义———这些争论都可以先放下不说，但当后人称颂北京和故宫的宏伟，并视之为朱棣的一件丰功时，我们该怎样面对当时那一百多万先后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劳工？怎样面对举国为此背负沉重的赋税负担、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难道说，只因为营建北京的过程中没有诞生一个类似孟姜女式的传说，我们对当时人民的苦痛就很难想象？在一些藏头露尾的记载中，其实仍可看到人民因为难以忍受而至于反抗的事例：如师逵在两湖督办采木，过于“严刻”，激荡民怨，民“多从李法良为乱”，此事被一个监察官员报告到中央，却“以帝所特遣，置不问”｛150｝。

伪君子朱棣（41）

至于迁都北京的所谓“战略意义”，不仅落空，而且实践证明，朱棣此举所依据的地缘政治认识，全然错误，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胀的表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称“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对迁都北京的后果，有一段盖棺论定般的全局性评论：

有明都燕【明朝以北京为首都】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妄入，擅自进入】，崇祯间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疲惫，困乏，衰败】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以上论迁都北京过于靠近边防前线，极不利于国家安全，并数度造成严重危机】？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这两句是批评北京远离经济发达地区，致大量物力空耗于输送过程，在道路和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这的确会额外增加巨额费用而造成浪费】，皆都燕之为害也。｛151｝

对外用兵

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大部分时间对外取守势，唯永乐年间主动出击。朱棣在南北两个方向，都发动大规模战争。南面战争的对象是安南（今越南北部。当时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