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3/4 页)
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 想看书来
草莽之雄朱元璋(20)
有几个未作解释的,我们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测:“寿域”是否有嫌于“兽欲”?“取法”是否有嫌于“去发”?总之,不出此类意思。
《闲中古今录》亦载: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同“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这些都毫无道理,就像当今世俗之辈以“4”意会“死”、以“8”意会“发”一样,其实正好暴露了朱元璋无知少文的素质。不巧的是,这样一个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该当时的读书人倒霉。读书人墨水儿喝得多,就喜欢“拽辞儿”;平常“拽辞儿”是雅事,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就拽出大祸来。而且什么时候得罪,预先根本无法料知,因为那位特定的读者,完全非理性,天晓得他脑子里对一个语词会生出何种联想!
应该说,朱元璋在教育子孙时,并不讳言自己出身穷苦、早年生活窘迫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种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于朱元璋认为他们在影射他的过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现象。换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由他自己道来是一种滋味,而经文化人道来就是另一种滋味。看来,最终还要归结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这心理转而导致他对知识分子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觉得这类人总是居心叵测,话里有话,专门借语言占便宜、使绊子。朱元璋实际上患了“语言恐惧症”。
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书写。尽管他现在君临天下、广有四海、统驭万民,但生活经历还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从前,使他到死在这个方面都高大不起来,而永远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狱,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诉说着这可怜而弱小的自我。
虽然专制乃极权与生俱来和普遍之禀赋,而透过朱元璋,我们却进一步发现,如果这制度的意志由一个文化身份低微者来掌握,那么,它反理性的特质甚至可以越过政治、思想、伦理这些显性的一般社会内容,而直抵隐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们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将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对语言的修辞、使用和选择怎样的字眼这类最低限度的个体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们必须适合独裁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这限度,后者就毫不犹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
顺此逻辑,朱元璋的猜忌对象“合理”地从表笺一类公文扩散到文学创作,从个别字词的“不敬语”扩散到一篇诗文的主题与立意,从修辞的技巧层面扩散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
《国初事迹》载:
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寡妇曰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
旷夫怨妇,古诗历来最寻常的传统主题,不知被诗人吟咏了多少年,从不曾出事,这个陈养浩无非蹈故袭常,却落得个溺死的下场。
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守仁,一个叫德祥,喜欢作诗,也惹祸上身:
一初【守仁字】题翡翠【这里是鸟名,不是宝石】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好处栖。”止庵【德祥字】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与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都不肯为善耶?”留罪之而不善终。{34}
其实稍解诗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诗是要说一种禅意,德祥诗表达的却是对自己心性修行未纯的省思;经朱元璋一读,则全部读成政治。
草莽之雄朱元璋(21)
某寺庙壁间不知何人一时兴起,题诗其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