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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虽为满清所灭，但其二百来年历史中的外患，大部分时间仍来自旧敌蒙古人。自从朱元璋把元顺帝撵回大漠之后，这个曾经创建横跨欧亚大陆、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民族，似乎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重新变做“马背上的民族”，东游西窜，除了放牧，便以骚扰、劫掠为生，不复有稳定的政权和疆域。他们似乎变得很古怪：一方面，其富于传统的骑兵战斗力依然很强，完全可以胜任攻城拔寨的使命，另一方面，却又显得对此毫无兴趣，每次行动打了就跑，抢了就知足，从来不曾显示出对明朝有“收复失地”的壮志。有时，蒙古人明明可以轻松拿下北京，却让人很费解地收手不为，自行遁去。特别是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1449年），英宗朱祁镇竟然被蒙古瓦剌部落所生擒，随即兵临北京城下，此时北京被围，完全是孤城，哪怕围而不打，也势难坚持；结果，瓦剌军队却只是提出索取金帛财物的要求，被拒绝后，攻城只五天，便失去耐心、兴味索然，于城外大肆掳掠一番即行撤退，一年后，更将英宗白白放归，并不以为奇货可居———其无“大志”，一至如斯！

以为经江彬一番培训而于兵戎之事已然学成，且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朱厚照，眼下正沿城塞一线四处寻找蒙古人，以便与此强敌过招，来证明一个盖世英雄的存在。令人着恼的是，蒙古骑兵完全采取“流寇主义”，刚有情报说某处发现他们的踪影，赶到时却即之已杳。正德十二年九、十月间，朱厚照率着人马从宣府赶到顺圣川西城（今河北阳原，与冀晋交界处），再向西折往大同、阳和卫（今山西阳高）等，处处扑空，不免令急欲一逞的朱厚照感到大煞风景。

十月中旬，他们终于在应州（今山西应县）一带发现大量蒙古军队。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三天与蒙古军队遭遇，但略一接触，蒙军便脱离战斗，不知去向。当时有人分析，蒙军“其众甚多，却乃藏形匿影，外示寡弱”，告诫朱厚照“是诚不可忽略”，“不可轻出”｛134｝。这番话，显然有对症下药之意。因为朱厚照多日来寻敌无果，屡被对方溜掉，正在心痒难搔中，而蒙军则似乎有意以此挑逗于他。应州遭遇战打响之际，朱厚照还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阳和卫，得到战报，被吊了近一个月胃口的他，想必如相声《钓鱼》中的主人公一般，颇有“我可等到这拨儿啦”之感，哪里顾得“不可轻出”的告诫，立即率领他的太监近卫军及其首脑江彬、张永、魏彬、张忠等人火速赶来会合。在应州城外，为蒙军阻拦，“援众殊死战”，一直折腾到天色将晚，“虏稍却，诸军乃合”｛135｝。喘息未定，天刚亮，蒙军即来攻。朱厚照亲自督阵，与敌大战，由辰时【早间】至酉时【傍晚】，足足斗了百余回合。天色既晚，各自收兵。朱厚照正在兴头上，第二天开城搦战，却发现蒙军不知何时拔寨离去，又不玩了。朱厚照大恼，差人探得蒙军引兵西去，当即点起人马：“追！”好不容易在应州以西百公里的朔州（今山西朔县）附近追上，安营扎寨，准备来日大破之，谁知天公也不作美，忽然刮起沙尘暴，“黑雾昼晦”，大白天什么都看不见。估计沙尘暴过去之后，蒙军又销声匿迹，而明军自身其实也被拖得疲惫不堪，追到何处是头？追上也未必打得过。朱厚照掂量掂量，不如见好就收，“乃还”，同时立刻指示以大同“军区司令员”（总兵官）王勋等的名义，“以捷闻于朝廷”｛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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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38）

既然称“捷”，我们不妨看看《武宗实录》所留下的一份战报：这次双方参与战斗的部队，明军调集了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人马，加上朱厚照的“太监近卫军”，总兵力约在六万左右；蒙古人方面兵数不详，据战前情报称榆林卫发现有五万余蒙古骑兵集结，唯不知此五万之敌是否俱投入了应州之战———姑折其半，以不足三万计。如是，则双方兵力对比为2∶1。以这样我众敌寡的军力，战斗结束之后的统计是：“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亡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军战死者超过蒙军三倍；虽然蒙军重伤人数未报，但根据这一比例，当不足二百人。尤其严重的是，《实录》随后还记有一句：“乘舆几陷。”｛137｝即朱厚照差点被捉。

这是怎样一场“胜利”啊！朱厚照居然有脸“以捷闻于朝廷”。莫非他终于不曾成为朱祁镇第二，就算值得自豪的胜利？旁人看，也许他阿Ｑ得可以，但朱厚照仍然很自豪。这个自封的“威武大将军”，怀揣“大丈夫志在沙场”的抱负，出外闯荡，如今创下斩虏十六（且不论是否伤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