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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毁掉……皇帝眼里只有粮食、庄稼和农活，中国其他方面的进化可想而知。

草莽之雄朱元璋（9）

这样一个君主，大抵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朱元璋之头脑与“近代”无缘，然而比之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的无半点惜民之心的皇帝，此人算是良知未泯了。

一次，朱元璋出游钟山，回城时，从独龙冈徒步一直到淳化门，才肯上马。他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话锋一转，他问这些近臣：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们才辛苦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当官的，心里曾经感念和体悯过农民吗？接着，他说出一句很让人震惊的话：“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

不是朱元璋有“平等思想”，而是贫贱的出身使他比较能够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说出“均为人耳”这样一番话来，一般帝王断不能如此。

又某年隆冬时节，朱元璋视察城壕疏浚工地，见一民工光着身体，在渠水里摸索着什么，命人问之，原来是蛮横的督工官员把他的锄头远远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寻。朱元璋听说是这样，马上派人将民工叫上岸，另外发了一把锄子给民工。他生气地说：“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他令侍从将那个恶官抓来痛加杖责，一面气犹未平，回头对随行的丞相说：“今日衣重【ｃｈóｎｇ】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随即传旨役民收工。

我一度因朱元璋屡兴大狱、滥刑重典，而在心里将他归在“大暴君”的行列。后从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读到这样一句话：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

深受震动。对照历史，这概括确与事实基本相符。以前，光注意到朱元璋杀人甚多，却不曾留心他所杀的主要是些什么人。经心史先生点拨，我对朱氏“暴政”的实质和特点，才知道要从更多的角度看。我以为，这种“暴政”产生于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朱元璋为保证帝权不受任何威胁，而有意识有步骤地剪除勋臣权要的势力，这是他深思熟虑所制定和执行的计划———这一层，我后文详述；其二，他虽然坐在了皇帝的位子上，但幼年至少年得来的“为富不仁”、官贪吏横的深刻印象，仍然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留在其心里，使他本能地渴望打击这些人，甚至极可能形成了刻意报复的非理性心态。

总之，朱元璋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下层皇帝”才有的素质和个性。他的节俭，不是为了做出样子“垂范天下”，实在是习惯了过穷日子。

炎夏之日他在东阁临朝，天气太热衣裳汗湿，几次更衣，群臣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旧衣。南京宫室初建，负责官员将设计草图呈见，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理论是“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绝对老土。宫殿盖得差不多了，照例应在梁壁施彩绘画，还有人建议采用“瑞州文石”（或类乎今之所谓大理石）铺地，统统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以及《大学衍义》等儒经，“书于壁间”。对于自己这一创意，他很得意，说：“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亲率皇室全体人员到山川坛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垫为席，露天而坐，白昼承受曝晒，夜晚衣不解带即席卧于地；用餐由马皇后率众妃亲手煮制，完全是粗粮做成的“昔日农家之食”，一连三日，才回銮宫中。这种举动，且不说其精神，假使没有从小吃苦的底子，纵然有诚心恐怕也盯不下来的。

所以，当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对投降的浙西将士发表演讲：“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躭于逸乐。”说得很实在。

太子和公主宫中重新装饰，需一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不答应，说在库藏里搜罗搜罗，凑合着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一次，在奉天门附近他看见某散骑舍人“衣极鲜丽”，叫过来，问这身衣服花了多少钱，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为恼火，斥道：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刘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