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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腹尚难，他们没有什么义务去创造奇迹。

国家之老，老于人心。

既然大明这条宝船是永不沉没的，那还用管它往哪里开？

——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没的么？

可惜，夏虫不可语冰，跟他们说这些是没的。贪酷之官，只知道财富是无尽的；庸惰之官，只知道太阳是每天都要升起来的；奔竞之官，只知道宝塔尖上的风光是最好的。

对他们来说，民力，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无顾忌地踩踏；笙歌，可以无终结地演奏下去。

这一切，永远不须偿还。

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脚下三尺土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昏睡百年的大明，就这样不可挽救了么？

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

书生报国，惟以智慧。还有就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他起自布衣，登入庙堂，“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议谤有所弗恤也！”

人力可胜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匹夫若不思国家兴衰，那就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如此情状，是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州渔父意，夜深高咏独舷鸣”（张居正《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刻的啸声，有谁听，有谁听！

【金戈铁马入梦来】

张居正的“江陵柄政”十年间，最值得人称道的还有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

在隆万交替之际，大明的天下还不能算四方晏然，各处仍时有闻警。这都是正德、嘉靖两朝留下来的烂事。

那两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在国防决策上实属低能儿，对外战略完全短视，忽战忽和，缺乏长期打算。对所启用的边将也是信疑不定，让人很难愿意卖命。仗要是打输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错儿，蓟州前线在十七年中，竟更换大将十人，没有一个不是获罪撤职的。总督王忬与杨选两人，还因吃败仗而被皇上杀了头。

只有低能的下属，没有低能的上级。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却毫无起色。

兵备松弛，到了近乎儿戏的程度。

军官们普遍强迫士兵服劳役，十分残苛，导致兵卒大量逃亡。当官的正好吃空饷。以京军、边军的编制论，合计有百万，但实际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军为例，嘉靖时的编制14万，按人头一个个数的话，只有不到6万，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2万。

明初的军屯到后来已经无法生效，军费均由财政支出。一年军费70余万两，一打仗就超过上百万两，占全国年总支出的70％！从太仓发放到边境的军饷，年年不足用。这个大包袱，哪个背得起？

花这么多银子要是养一批精兵，也还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军人情况如何？军官都是世袭，吃惯了空饷，骂惯了士兵，哪里懂得带兵。一遇检阅会操，就临时拉来一批老百姓充数。兵部的大员下来，检阅阵前，只见一片嘻嘻哈哈，“呼舞搏笑而已”。兵部官员受了贿，也不见怪：弟兄们好啊！

这就是大明军。无怪在庚戌之变时，京军一听说要出城打鞑子，竟人人号啕大哭！

边防溃烂，这“溃烂”二字一点都不过分。

就在张居正入阁那年，隆庆元年，仍有一次俺答犯境，兵锋直薄北京城。经过张居正与高拱经略，边防才有所复振。到他完全执掌了最高军事权之后，更是加紧调兵遣将，整饬武备。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虎贲之师！

书生稳坐帐中，决胜万里之外。

张居正在入阁后的16年中，与边防将官频频通信，指点机宜，部署措当。这些函件舍弃了公文套路，事无巨细，详为谋划，在他的文集中收录的有百余封。

“燕然未勒归无计”。他知道，在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不安宁的关键。

他选将，要的是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

他用将，是授予大权，坐镇要害，统辖一方，用之不疑，曲为维护。

有了称职的统帅，自会有不怕死的大将。

有了称职的大将，自会有不怕死的雄师。

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俞大猷、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均为一时之雄。北虏南倭。无不心生惧意。边防上的形势，开始由危转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