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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底接二连三被逐，张居正何以能独善其身？他是徐阶最为青睐的大弟子，与闻嘉隆转型时的国家机密，这事情中外皆知。那么，他是怎样在徐阶去后保全自己的？他与徐氏的渊源，犹如胎记，而能够使复出的高拱忽略这一点，容他在新内阁里安安稳稳地做少壮派，其玄奥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首先是因为他很幸运，其次是由于他很小心。能在隆庆内阁的行星大碰撞中，躲闪其间而毫发无损的，唯有他一人能做到。

内阁两派，他是唯一与两边都有渊源的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他在高拱这一面，也有很深的渊源。裕邸旧人这一身份（感激徐阶吧），使他与隆庆、高拱都有了一层说不清楚而只可意会的政治血缘。他既是徐阶物色的接班人，同时又是高拱的亲密朋友。关系之铁，时人甚至用“刎颈之交”来形容。

按常理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政治营垒，除非是间谍。而张居正，恰恰就具备两个阵营的特别通行证。

属于徐氏，是因人事上的脉络，这在我们中国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属于高氏，是因为观念上的契合，这在士大夫阶层中，又是一种物以类聚的癖好。

加之张居正昔日又曾为裕王老师，使得他比别人又多了一个保护层。只要不犯大错，不陷入旋涡的中心，起码别人不可能在皇帝面前搬弄的了他的是非。因为隆庆对大臣，一是看得准，二是看准了之后印象就永远不改。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来了，正是他入相前的经历，把他造成了一个极其幸运的左右逢源者。也许，徐阶当年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仅仅是徐阶无意为之。总之，在一场又一场的乱仗中，确实是没有一块砖头是专门砸向他的。

此外他得以自保，也源于他超乎寻常的谨慎。前期在徐阶的授意和卵翼之下，他遵循“不上前线”原则，你们尽管斗，我来坐战壕。战斗中，我只是个沉默的士卒，阵线上的面目很模糊。因此在徐、高之战中，两派均未得罪。

但是，永远沉默也是不行的，时局一旦有变化，关键的时候一定要跨出一步。

在高拱反攻倒算时，他若再模糊就已经不行了，因为已没有了可靠的庇荫。再含含糊糊，就等于自己是徐阶余孽，要被人指着鼻子逼问“为什么不忏悔”。因此，他这次有了态度，就是基本站在高拱一面。徐氏已大势已去，保住老命就算不错，在隆庆一朝绝无反攻的可能。以张居正之聪明，他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殉葬。因为他的恩师，恰恰是他事业上的障碍、观念上的的敌人。此时局面已经明了，高拱迟早会清洗内阁，张居正所期待的“实学”用武之地就在前面，因此他当然会站在高拱一面。

《明史…张居正传》可以为证：“拱至，益与居正善。”这个“拱至”指的就是高拱卷土重来：“益与……善”，就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刚刚我已经说清楚了。

张居正这样做，是在走钢丝。他自己也说是“畏行多露”。怕言行表露得过多，被人抓住把柄。

比如，在高拱“复辟”后，如果无条件赞同高拱的话，就有可能被徐派人马指为“卖师求荣”。所以必须出面为老师求情。但如果求情的分寸不当，又可能被高派人马视为非我族类。

隆庆初年的那些日子，张居正可能有很多失眠之夜。

所幸，他安然度过难关。我发现，他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既与强势的一方保持一致，又要适度地同情弱者。这才是高明的左右逢源，而不是芝麻绿豆们的有奶便是娘。

由于他是两大阵营中唯一与对方有渊源的人，因此失势的一方在危难时，需要靠他出面来缓冲。这个居间的身份，自然会让弱势者心怀感激。他也就因此洗脱了“背主”或者“卖友”的恶名。

他为什么不湿鞋？因为他永远离河一尺。

张居正是个热衷于执政的政治家，不是道德名臣，更不是圣人。他以权术立足，以事功为业。因此以完美品德标准来衡量他，无异于方凿圆抐，解释不了他的行为动机。

过去蹉跎于故纸堆20年，今日相业已经到手，唯一遗憾的是内阁环境恶劣，不得伸展。那么他最基本的期望底线，就是不要被搞掉；第二愿望，则是廓清内阁、打造一个能干事的平台。

当年未能站出来与老师一起玉碎、甚至事后也感到某种愧疚的原因，是为了保住底线（徐阶本人安插他入阁，期冀的也决不是让他玉碎）。而后热情迎来高拱出山，两人日益密切，则是为了实现第二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