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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意志消沉。其实，当年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兵，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上面所说的意志消沉，厌战怕死。而还

有一种，则是杀人成性，心理变态。水野靖夫回忆说，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许多是由“已在当地生活达五六年之久的老兵干的。因为随着战争的拖长，这些老兵对何时能回日本的希望已经渺茫，他们的心已变得残酷无情，意志已颓靡不振，每当出发的时候，他们就以‘肚子痛’或‘腿痛’的理由，拒绝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情形已开始出现。在这些老兵眼中，已把所谓上级的命令即‘天皇的命令’一词看做是一句废话。军官们对这些老兵也是束手无策的。”

水野靖夫还说：“如果遇到这种既残酷无情又颓靡不振的士兵那就该倒霉了。他们的残暴行为简直达到了丧失人性的程度：有时把女人的肚子豁开；或把刺刀捅入女人的性器；有时还把刺刀刺进男人的胸膛；或活生生把头给砍下来。还有的士兵把姑娘奸污之后，还进行百般侮辱，借此取乐。对他们这些人来讲，人已成为比其他兽类更有意思的动物。有时他们把人绑在柱子上，用火把人活活烧死，似乎也认为是最有意思的惊险行为。”

不过，杀个人和杀只鸡毕竟还是不一样，日本人杀人杀多了，心里也是害怕，甚至疑神疑鬼，吓出病来。新乐县妇救会干部梁振英，穷苦人家出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织布纺线，做衣做袜样样会。家里给她找了个连裤腰带都不会系的地主家傻儿子，她心一横跑回娘家，后来就参加了革命。因她个头很高，皮肤光洁，当地老乡都亲切地叫她“大个儿梁”，1940年10月，年仅18岁的梁振英不幸被捕，鬼子一见是年轻美貌的姑娘，立刻兽性发作：“花姑娘的干活，花姑娘的干活……”乱吼叫起来，把梁振英连拖带拉弄回据点。到了据点，梁振英被认出是抗日干部，日本人先来软的，再来硬的，放洋狗咬她，反被她一脚踢翻，日本兵想污辱她，她拼命反抗，撞掉一个鬼子两颗门牙。鬼子用杠子压、火钳烙、用打破口的酒瓶压在乳房上旋转、用刀子割……最后活活把她给折磨死了。

梁振英死后的一天深夜，在岗楼上站岗的日本兵忽然一声嚎叫，栽了下来，摔了个半死，其他日本兵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只听那摔得半死不活的日本兵惊恐未定地叫道：“女八路活了，一脚把我踢下来，看……她来了。”据这个日本兵描述，复活的女八路身高丈余，披头散发，浑身是血，骨肠在外，怒目圆瞪。不几天，又一个日本兵从岗楼上摔了下来，摔死了。又过了几天，一个日本兵去送信，挂在马镫上让惊马拖死了。这一下，日本兵们都吓坏了，不要说打仗，连晚上睡觉都成了问题。据点里的日军小队长吉子咸言急了，在据点外修了个丈余高三棱形木制墓碑，上

面刻着“共产党梁女士之神位”几个字，日本兵持枪守灵，吉子小队长率队祭奠，还请来巫婆、神汉、道士，跳大神、做道场，闹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

水野靖夫说，即便是杀人如麻的杀人狂，骨子里也时时感到恐怖，因为“不知在何时何地就要受到报复。只要有一个目击者或死者的骨肉兄弟还活着，这种危险就存在着。甚至母亲怀里的婴儿，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变成复仇的厉鬼。”水野靖夫说，“那些在越南战场上曾杀过吃奶婴儿的美国兵的心理，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侵略者的恐怖，就是如此。”冀中大平原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上千个炮楼。里头住着几十个甚至几个日本兵。白天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似乎十分威风。到了晚上，一个人站在炮楼顶上，望着黑乎乎的四周——那里住的都是中国人，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油然而生。每一个中国人：卖菜的农民，小商人，甚至伪军士兵，都是潜在的敌人，只要一不留神，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后面挨上一镰刀或一锄头。远处传来的一声狗叫，都会让人神经紧张到极点。每时每刻都生存在异民族仇恨的目光之中，没法不感到紧张和恐怖。那些十六七岁的新兵，闻着散发着血腥味的土地，望着公路旁被烧毁的还依稀可辨认出锅台和土炕的房子，向着日本的方向流着眼泪在心中默默祝愿：啊，爸爸妈妈，我还活着，还活着，让我早日回家吧。恐怖，苦闷，无助，这就是当年那些日本兵的心理状态。真是侵略者的悲哀啊！

侵略者的悲哀（6）

民兵炸毁敌人的碉堡

参考文献：①《抗日战争史》，何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