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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在”征服了写作中的意识形态，放弃了对一贯典雅或华丽风格的传统文学的依赖，达到了一种纯语言（或纯方程）的状态。诗歌（传统意义上的）被非非克服了，诗人被重新追认或重新发明了，诗失去了色彩，诗人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在非非诗中，词语获得了自由，语言恢复了最初的新鲜（虽然这新鲜是没有意义的），非非变成了传达原语言的信息行为。一切祈祷式或命令式的语势（诗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话语权势）被一种直陈式写作所替代（或消解），被巴特式的“纯洁写作”所替代。诗歌达到了一个要求——形式就是文学责任最初和最后的要求。

１９９３年，非非诗人将非非语言引进市场经济发展轨道，提出中国首次语言大拍卖方案。接着，他们还评选中国最佳梦孩，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梦文、寻觅梦友。他们还身体力行创立中国第一个左派小区，即共产主义村。他们的非非之梦指向了共产主义之梦。但同年１０月非非作为一个集体形象最终又被后现代（另一种权势？）所消解，如杨黎所说“非非在坚决与温柔中解体了。”

文学走到了尽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迅速完成了它自身的一场集体退出行动！拒绝行动！自杀行动！非非也以它“中性”般的“纯洁”姿态完成了这一最后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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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1）

１．　红旗

１９８６年的成都，中国诗歌正在此经历繁花似锦的一幕。流派纷呈，春风化雨，一个新的抒情组织已在四川大学以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或“秋天”的旋律集中。这一年，潘家柱考上川大中文系美学专业研究生，付维也来川大进修，向以鲜——一位眼睛总是浸满泪水的诗人在川大古籍所工作，孙文波——成都当时唯一的抒情诗人在这里找到了抒情的同志。很快孙文波、潘家柱、付维、向以鲜合办了一个杂志《红旗》（红旗即抒情，即血染的风采……）。这个只出了几期的油印杂志引起了一定的注目，这些诗即便现在读来仍有相当价值，它忠实地记录了一群正值青春的诗人怎样渡过青春的险境：孙文波在《１９８７》中，“他整日关起门窗独自痛定思痛”以及在《午夜的广场》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命运献出了青春，爱情和热血”。赵野在继续经历青春的“超我”，“要知道伟大的风暴中，这一切多么琐屑。”潘家柱以赤子之心歌唱道：“人啊，我的兄弟/你怎能抛下你的生活/一匹棕红的小马/也会在夕阳下回家/人的孩子啊/你怎能长大”，并在《痛饮一月》中表达了他壮怀激烈的远大抱负“让几个仁人志士大显身手”。青春的巨痛在郑单衣身上变成无数莫名的敌人，在“又一个春天”里，他“使这埋葬着死者的星球晕眩、厌倦并在肉体的堤岸上大肆吞食又一个春天”，接着他晦涩的波德莱尔式的青春在凶猛地进入《日子》，“日子咬牙切齿，出出进进/日子深入人心/看守着血、看守着骨头，而死去的是你，在另一些日子里”。付维的青春在温婉中进入“晚风送来静谧和芬芳/一片古典的光辉，我俩喃喃细语”，他以他特有的温柔低声轻唱（就像他所热爱的宋朝诗人周邦彦那样满怀温润幸福的力量），他赋予诗必要的优美和安宁，他的幻想也是柔和的（疼痛遥遥无期或排斥于他安静的内心之外），“更美更长寿的动物在遥远的森林梦游，就这样，我承担了你悲剧的一天”（《故事》）。我仿佛也长久地迷失于１９８６年寒气逼人的冬天。我在坠入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诗情里，坠入而一时无法说出，还需要时间，需要一种奇妙且混乱的痛苦等待。脸，无数的脸在呈现，变幻，扭曲。在四川大学的校园里人们（包括逃学的学生，文学青年，痛苦者，失恋者，爱情狂，梦游者，算命者，玄想家，画家，摄影师，浪漫的女人，不停流泪的人，*旺盛的人，诗人，最多的永远是诗人）在这个冬天奔走相告，剖腹倾诉，妄想把一生的热情注入这短暂的几天。一个人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呕吐着，并用烟蒂烧自己的手背；在另一个黑夜，几个人抱头痛哭，手挽手向着车灯的亮光撞去；还有一位却疯狂于皮包骨头的痴情，急得按捺不住。终于，我宣布了我刚写成的一首诗《痛》：怎样看待世界好的方面

以及痛的地位

医生带来了一些陈述

他教育我们

并指出我们道德上的过错“红旗”诗人直抒胸怀，发而为歌。这种诗风在北京诗圈很有好感，因为北京自“今天”开始就有一个抒情诗的传统，“今天”已成为最早抒情的榜样。北京——一个大喊疼痛的城市，它给予诗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歌唱。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