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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们注意：“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他认为，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依附状态”，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

还有一位竞选人，在他所提出的“改革的主要措施”里，首先提出的就是维护工人的权利：“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应该说，这四大权利，也是抓住了根本的。

另一位竞选人则进一步提出：“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是劳动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联合。”他认为，“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

这正显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意义：它所要促进的，是基层的民主。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动的改革，不仅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而且其核心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这就能够为改革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利诉求。一位竞选人在被问及“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这一论断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识的。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长期以来是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的；对此，有人作了这样的分析：过去“之所以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十九世纪工人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识分子的‘建设’劳动刚开始发展”，理论家们“把未来的社会设想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由武装的工人群众和仅仅识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都是科学，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这正是论者所要强调的：“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产生了工人阶级；今天，当科技从工农业中独立出来之后，知识分子也独立出来了。过去科研成果总是在工农业中经多年积累而抽象出来，而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出成果，反过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随着它的独立，经济管理、文化部门也相应独立，最终是知识分子再生产部门教育界的独立”，结果是“工程师、技术员、医生、教师、学者、记者、经济管理人员和其他受过专门教育的社会成分，在整个人类的人口比例中急剧增长”，“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而“知识分子所要求的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性的解放，它不仅要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而且要解放一切人，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解放全人类。知识分子自己也要在社会变革中得到改造”。

以权利制约权力

一篇文章特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样的“规律”，应该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但在中国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牵制”、“制约”、“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公共力量对政府的“压力”作用；我们所追求的，始终是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如论者所说，“一直有人公开和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