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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正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上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5）

这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悲叹，使人不能不想起当年同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于是，与1918年“救救孩子”的呐喊相呼应，1957年的中国又响起了“救救心灵”的呼唤。而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人所应有、独有的精神的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谭天荣：《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虑，借此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合法性；但确也表明，这些自称“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比起他们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卫道者”，是更懂得、并且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的。他们因此而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精神的真正传人；可以说，他们所发动的，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里，进行新一轮的“国民性的改造”。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1957年的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经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他们甚至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样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姚仁杰：《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你！信任你！》）

坦白地说，读着这些带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难言。因为我们真的长时间地（甚至直到今天）把这些先驱者、牺牲者遗忘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职、失责了！1957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的苍白，稀薄，如此的充满迷误，致使“后来的年轻人”（这正是先驱者所寄以希望的）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欠账总是要偿还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在对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