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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真正要钱，不是每次都到专委会议上要钱，平时一般都在赵尔陆那儿，提上来了，赵尔陆马上就开会，还缺什么东西，就请那个单位的领导商议，把计委的人也请来。赵尔陆主持，提这个问题，跟人家说好话，然后来解决。光靠二机部去跟计委要钱，那也是很困难的。赵尔陆还代表军委、国务院这个关系，很有威望，办起事儿来，经过他就比较痛快。到一定的时候，要认真检查工作，总理就指定赵尔陆，带上我们出去检查落实。有一次，又是为了钱的事情，他跟薄一波两个人对着吵。薄一波说，你们又要钱又要房子，你们就这么干啊？赵尔陆说那怎么办呢？不要钱不要房子，干不起来啊。会议上因为总理在那儿，谁也不好说什么，两个人就在会外对嘴。从西花厅出来有个小桥，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走到桥上，薄一波说，你下回不能这样，这样来还行啊，老是临时提问题，又要这么多钱啊设备啊。赵尔陆就说，下回还这样，下回还得干啊，新问题不断。他们两个都是山西老乡，争论几句，过后就算了。

刘柏罗说，有时专委会上的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为钱。一般情况下，会议讨论问题，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总理都不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会议再讨论。那时候各方面都很困难，开始一上马，核工业没有任何技术，一下子冒出一块投资问题，现在看来那些数字并不大，跟国际上比较也是很小的。但对我们国家来讲，特别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可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多少亿多少亿的，动一个项目就是几个亿，可咱们国家这么穷。尤其是有些东西原先并没有计划，突然冒了出来，因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管工业的同志，都不知道核工业应该怎么办，有不少项目事先都没有认识到，也没法事先提出来。这样在会上就免不了要争论。比如兰州铀浓缩厂，项目经费不断的追加，因为那是重点保的关键，没有它整个计划就不能实现。专委会非常重视，主要是催他的进度和确保质量。单纯建这一个厂子，其实临时追加的东西并不太多。但其他为这个厂服务的项目多，就要搞好多研究，要实验，要花钱。比如扩散机，本是从苏联进口的设备，专家一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来。所以，就先在原子能所研究，在天津也搞一个单位研究，他当然要条件了，这都是临时冒出来的。机器要仿制，仿制了以后，还得自己研制新的更大型的机器。扩散机里头还有分子筛。北京钢铁研究院、上海化研所，都分头研究，要研究，就要原料，要找有色金属……这样一弄就把许多分项目、子项目带了出来，多项目都出来，需要用到的钱自然就多了。所以，我们不敢轻易提什么问题，因为经过我们嘴里一提，就得当大事儿来办，如果搞错了，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很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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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非驴非马是骡子（2）

刘柏罗说，专委开第二次会议时，总理审查会议纪要，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事项上，加了一句话：设置专委机动费××××万元，由专委办公室掌握。具体数字要我去填。有时出现好多没有预见到的科研项目，有了这个钱，马上就可以运作了，这个钱就起大作用了。但由于没经验或者不熟悉专业，也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化工部搞氟氢酸，那可是好大的项目啊，他们按二机部提出的质量指标，费老大的劲，花很多的钱，把氟氢酸搞出来了，到二机部的铀浓缩厂一用，发现没问题，但当初把这个产品的标准提得太高了，提的是万分之二，实际上百分之二都能用，使化工部费了很多冤枉劲，花了很多冤枉钱，而二机部说他们没用过，是按国际资料上的最高标准提的要求，化工部也不好说什么话了。还有一次，二机部提出一种化工液体产品，要求也提得特别高，人家也是费了不少劲，给整出来了，但后来二机部才发现，用不着了，不要了。赵尔陆听说这个事儿很着急，说你跟人家提出这么严格的要求，现在又不要了，那哪行。赵尔陆就在会议上正式宣布，不要了，你二机部也要把它收回去。要倒掉，也要在二机部倒掉，不能叫人家研制单位白白承担这个损失。

专委会刚成立，就接二连三研究有关原子弹的一系列事宜，为二机部调集人马，确定协作项目，解决大量的设备设施问题，对刘杰而言，反而感到了一种更沉重的压力。周恩来在专委第四次会议上说：在座各位同志和专委会的委员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党组书记、部长和副部长身上。

刘杰说，专委会成立以后，整个原子弹大的方针，以及具体的实施，是由专委会来领导确定的。有许多项目是无法预知的，所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