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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训我。

这天下午两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陈云、薄一波、宋任穷开会，刘杰、刘伟、钱三强、雷荣天和白文治也都在座，一起研究经过艰苦谈判之后由苏联起草的协定草案。因为当时正值盛夏，国家领导人有许多正在北戴河度假，周恩来便于7月28日将这个协定草案带到了那里，交由中共中央讨论。

5。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4）

8月初，刘杰对白文治说，中央批准这个协议了，将由李富春在莫斯科代表周总理签字。李富春现在在莫斯科，你和吴际霖两个人再去一趟莫斯科，和冯麟一起向李富春同志汇报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请李富春同志来签字。签字之后，你们三个人的任务是，摸清楚签完协议之后我们国内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比如人员的准备，厂址的准备，等等，这样的话好配合。

8月10日，白文治和吴际霖抵达莫斯科，和已经在莫斯科的冯麟立即赶到莫斯科北京饭店，向住在那里的李富春副总理汇报。临离开北京时，宋任穷曾特意叮咛白文治：你要详细地把这个协议内容向富春同志报告，然后你就说宋任穷问一个问题，这个协定的规模是否冒进？所以，他们汇报完协定内容之后，白文治就将宋任穷的问题和盘托出。

李富春问道：总共要多少钱？你每年要用多少钱，你要用多少人力物力？

白文治答不上来。

李富春说，看来，原子能工业究竟有多深多浅，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先签了字，冒进不冒进回北京再研究。

其实，在这之前的5月份，陈云就找他们问过同样的情况。当时刘杰和钱三强他们都已经去了莫斯科，刘伟也不在，家里只有部长助理张献金。这天晚上，张献金叫上高之杕一起去向陈云汇报，一进门，陈云就直截了当问道：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给我一个底。这个铀多少钱一公斤，现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是多少，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我要算这个账。张献金和高之杕一听，全都答不上来，这到哪儿了解这么多问题呀！那时候，连问的地方都找不着，因为苏联的帮助和许多事情还没有正式启动，究竟要花多少钱，自然是无从算起。而主管国家钱财的陈云对此无法做到心中有数，当然要不满意了。

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原则上达成后，刘杰已经在苏联呆了好几个月了，当他最后带着协定回来时，正好是年头年尾。刘杰说，回来没几天1957年就开始了，陈云同志问我搞原子弹究竟要多少钱，整个下来究竟要多少钱。那时苏联也没有给一个正式的盘子。我们在莫斯科谈判时只是要求先把项目抓起来，然后再说，可回来以后，马上就面临个算账问题。算来算去，发现投资特别大，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铀浓缩厂的主设备扩散机动辄数千台，价格十分昂贵，是8个工业建设项目中最费钱的，差不多和其他7个项目投资加起来的总和一样多。陈云同志讲，太大了，投资太大了。大家都很伤脑筋，反复考虑怎样形成方案。讨论的结果，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铀…235工厂，当时的意见很多，有的说我们不要搞铀…235了，干脆就搞矿山，搞钚…239就可以了，以后再搞铀…235。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讲，有的领导同志也讲，干脆别搞这个了，以后再说吧。但不搞大家也不甘心，究竟怎么办呢？

管钱的人要过问费用问题，并不难理解，要知道那时候刚刚建国，处处要花钱，到处都缺钱。后来原子弹爆炸成功，李富春和刘杰说起来的时候，还感叹说好是好，就是贵了点。白文治说，这是大实话。现在回过头来看，花费不仅起始阶段大，后来更费钱，直到现在还要往里填。但当时谁能知道这么深，也想不了这么远。结果一是当时摊子铺得太大，二是军转民措施不力，三是经营不够完善，造成日后某些苦处。

在此之前不久，苏联派了一位原子能总顾问叫扎吉江，于1956年11月应聘来到北京。他是一位有色金属专家，二战后曾被派到德国学习，特别敬业。扎吉江和斯拉夫斯基给中国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对于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援助，斯拉夫斯基的态度属于既不冷也不热，因为援助是两个国家的法定协议，他理应执行，他也希望中国能把原子能工业建设起来，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留的。刘杰说，这倒不是说他对中国有什么不好，不过他在各方面都留有余地，比如我们在苏联时提出要看铀…235工厂，他拒绝了。关于原子反应堆，我们原先是搞5万千瓦的，20万千瓦的，后来想再大一点，搞60万千瓦的，他就不太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