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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就此发言说：“我认为，波麦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

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之所以需要向社会良知呼吁，是因为“因循成习的不诚实”，这不只是

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

这样一来，由文学杂志发端、由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提出的有关真实、真诚的议题，随着讨论的发展、深化，便转化

成一个具有最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并且被赋予明显的政治意义。

与文学的真诚、真实问题相联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面向人的问题。就是说，文学要不要把有关人的描写放在第一

位，敢不敢真实地发掘人的内心世界，承认不承认人有个人生活的权利。高尔基早就说过，文学应该是“人学”。人是

文学注意的中心。但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却不是这样。这反映了社会上的一种倾向：只承认社会利益、集体生活，而不承

认个人利益和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往往只是被视作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附属物。在革命浪漫主义时代，个人生活、个

人感情往往被置于一边，这在当时被看成人们的行为准则。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用这样的准则规范

文学、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有悻于生活的真实。

在关于面向人、人该不该有个人生活权利的讨论中，一种把个人生活权利理解为取决于个人内心自由权利的观念，

在青年人中间得到了广泛共鸣。

文学的“解冻”带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解冻”。1955—1956年，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

制度下矛盾问题的争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特点和解决方法应当是怎样的？矛盾和

对抗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在争论过程中，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什么

“恶意的蓄谋”和“敌人的诡计”。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远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产生的，

或者是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中一部分矛盾之所以激化，是由政策错误所引发，或者是因为不善于依据社会主义发

展的客观规律采取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而造成的。当时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选择解决矛盾的时机，在解决矛盾时

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形式，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这样，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就破除了教条主义框框，摒弃了阶级斗争尖锐

化的理论，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

与此同时，《历史问题》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打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

从现实需要出发阐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力图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上的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