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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意从严。且非前此从宽，而今又改为从严也。此中斟酌苦心，众人安能尽喻，是以详悉谕令知之。

所谓“阅历既久，灼见事理”，或“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44＇“知其一不知其二”，＇45＇以及“务虚名而受实祸”云云，＇46＇大约也都是指这一类情形。

“收敛”的那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

不过，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可是还要“严”了；甄别僧道，也不能说就是“宽”；对于“聚众”，始终都是“严”的；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4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朕降此旨，非于即位之初申饬诸臣以示威，欲其畏惧也。

明摆着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的。乾隆元年以后，即发生若干从严的实例，五月庚申谕：

朕御极以来……去其烦苛，与民休息，并非宽纵废弛，听诸弊之丛生而置之于不问也。而内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谓法令既宽，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之事，渐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宽大之势。《传》曰：宽则得众。《易》曰：元者、善之长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岂肯因一二无知之辈，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贵得中，若于玩法之徒，亦用其宽，则所谓稂莠不除，将害嘉禾。倘不速为整理，恐将来流弊，无所底止。是以近日处分臣工数案……

为治之道，固当如是。朕岂忽变而为严刻者哉……总之治贵得中，事求当理。不当宽而宽，朕必治以废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则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宽惠之泽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及赵国麟、卢焯等案，皆朕准情酌理，不得不如此办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即进言进讲诸臣，颇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宽大为敷陈者，则外人之议论可知矣……

从古帝王，以优柔寡断而致败者恒有之，从未有振纲肃纪，生杀予夺，大权不移而致败者也……夫栽培倾覆，惟人自取。或宽或严，总归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见不可无。朕岂中无主宰，忽然而宽，忽然而严者乎？……

若有意从宽，必且流为市恩姑息而失宽之正。则所谓宽者即严之因，而所谓严者即宽之害。是则有意从宽，尚且不可矣，而况有意于严乎？

表明对于贪官，从立法到执法都是“严”的；而对那些部院堂官、督抚大吏，也经常严加训斥。谕：

朕并非优柔无能之主，诸臣若少错会意，致趋废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问。＇48＇

又于《汉元帝论》中写道：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谒，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层次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谕所云：

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元年五月戊午谕：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朕谆谆训诫，而诸大臣等不能仰体朕意，惟逞私臆揣测。

并于日后在《御批纲鉴》中说：

倘滑吏刁民窥见意旨，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50＇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说杂沓并进。渐至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苏轼云：待事之来然后应之。深得致治大体，不止为当时药石。＇51＇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53＇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54＇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他在《经筵御论》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