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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和给养等，日本从提供商品和劳务得到的“特需”收入，1950年为亿美元，1953年猛增为亿美元。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得到的“特需”收入合计为亿美元，占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再看设备更新带来的效应。1951年，日本企业中使用期限超过6年的旧设备占71％，1955年便下降为。1951年至1955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7％，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

在上述种种举措的作用下，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正式宣布：“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的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得到恢复，进入可以考虑经济发展途径的状态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诱导、扶植的产业政策。这种政策被称为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ism），其基本特征是促进从国家立场视为必要的产业，并以该产业为方向去诱导民间企业。具体讲，即确定优先产业，制定发展该产业的计划，并动员有关技术。为防止该产业在充分成长之前发生使整个经济衰退的过度竞争，创造并维持适度竞争的条件，必要时给予资金补助；制定防止外国企业过早进入的保护政策，无原则地限制外资参与等。日本由官厅集中指导产业，容易做到以通产省为中心调整政策重心。此外，各个部门分担的功能简单明确，如财政和金融由大藏省、货币由日本银行、计划由经济企划厅、粮食关系（以大米的统配权为中心）由农林省分别承担。这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体制优势。

在产业的选择上，日本抛弃了战前那种军需产业，而以和平产业为特征，即主要考虑消费。在经济恢复以后，日本首先选择家电产业作为扶植产业。在技术上，这个产业直接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并进行了吸收和改进。家电产业的增长，一是普及了耐用消费品，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被称为“阴影下劳动”的主力军——家庭主妇的生活状况，三是形成了大众消费品市场。当时被宣传为“三种神器”的是电冰箱、电动洗衣机、电子吸尘器。紧接着出现了“三C神器”，即空调、汽车、彩电。家电产业得到发展之后，日本的政策转向扶植汽车产业。小汽车产业的形成，被称为是由家电产业登场为开端的“第一次大众市场经济”的完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市场成熟化而开始了整个产业的信息化，被称为“第二次大众市场经济”。这一阶段，住宅需求等得到启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开发主义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具体而言，1956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1964年。这一阶段日本围绕重、化工业化，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和设备更新，为国民经济全面现代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196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6年翻了一番。第二阶段是1965…1973年。日本从经济上、技术上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定性阶段正是这一时期。其间，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96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赶上联邦德国、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跃居世界第二位。1973年日本的经济规模等于1965年的倍。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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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批租制度批评意见的批判（1）

对土地批租制度批评意见的批判——与刘福垣、周其仁等学者商榷

土地批租制度遭到了诸多批评。综合起来，批评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中国内地的土地批租制度是从我国香港地区照搬过来的，它是港英“殖民地政策”的产物，是英国为香港量身打造的；（2）土地批租的有限年期（目前我国规定的最长期限为70年）规定没有惯例可循，也是不合理的；（3）土地批租制度的“到期收回”规定违反宪法。

我们对上述批评意见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如果要批评一项制度，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最忌讳的是掩盖事实、混淆是非、扣帽子。当然，有些“规范”性看法的争论，也许是没有结论的，所以，本文不打算争论“是非”，只讨论“有无”。

土地批租制度是“殖民地的产物”吗？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周珂（2004年4月2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2004年7月2日）、中国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