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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从这些事实中，我逐渐体会到王明路线的危险性；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论著的重大意义及其正确性。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能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而不是什么共同领导。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抗日民主“三三制”联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党、政、军的反动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减租减息和发展民族经济，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坚决领导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无异于束缚革命势力发展的手脚，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向封建买办阶级投降。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许。

在六中全会后，执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如执行“又斗争又联合”、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比较熟练得多了。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准备出席“七大”，在学习两条路线和研究若干历史问题时，我才进一步认识两次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实质上都是破坏民主革命的，不过，第二次王明路线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罢了！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

反磨擦〔69〕战役

一九四○年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两个“大战役，一是“反磨擦战役”，一是二十四个团的“大破袭战”。这两个战役对坚持华北抗日战争都是必要的。现在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和经过：

首先说“反磨擦战役”。

日本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在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就发动了反共宣传，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等。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的问冰。山东的石友三、秦启荣〔70〕，河北的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塘〔71〕等等，他们也打抗日旗子，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72〕，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新军（决死队）。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陕甘宁边区，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军车辆和来往人员等。真是数不胜数。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打击抗日游击队。早在六月份，他就发布了“曲线救国”论〔73〕，我十一月从延安回太行山，路过西安、洛阳时，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过三原时，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我放出了八路军被扣车辆，质问他们，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要求惩办。我对程潜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反得好吧！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在程潜处，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再来磨擦了。临别时，我对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

这次陪我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