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部分(第2/4 页)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大致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出于深切的同情，希望民众能够从不幸的境遇中解脱，而这种感情与自身需要绝非无关。社会作为人与人相互关联的生存场所，在某种意义上，他人的处境即是自身的处境。对于重视自我人格尊严的人而言，非人道的社会、人性普遍受压抑的状况，直接构成对自我人格尊严的挑战。如果不努力去改变它，使自我成为自我的精神价值就无从坚守，终归消亡。另一方面，这也是新的生活方式存在下去的需要。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大众——尤其农民既饱受奴役之苦，又因此造成愚昧、麻木、守旧的精神状态，从而使封建意识成为普遍和多数的力量。正像鲁迅对“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这样的社会倘不得到改造，则一切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幻想，终究要撞碎在封建势力的厚壁上。所以，大众的精神解放，成为“五四”个性解放思潮所面对的艰难任务。

前面我们说过，元明清的历史条件对个性解放的势头造成严重的限制，具有新的思想意识的文人常常会感到找不到出路。汤显祖晚年自号“茧翁”，这既是对社会束缚的感受，也是自我封裹的表示。就连高傲尖锐的龚自珍，也曾写下“美人经卷葬年华”（《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之句。以这种自我封裹的方式求逃遁，自然很难摆脱诸如等级观念之类的陈腐意识，很难认识到大众的境遇与自身境遇的关系，而提出改造社会的要求。因此，像“五四”新文学中那种性质的反映大众生活的作品就始终无法产生。不过，像《红楼梦》写奴婢，《海上花列传》写妓女，虽然只是就作者自身生活范围取材，那些人物也不属社会中最广大的阶层，但就其描写下层人物的深入与真实而言，多少已带有新的意味。——或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对《海上花列传》评价过高，但任何一种痛苦的生存处境能够被真实地描述出来，就必然包含了作者对此深入的同情和理解，这一点是不能不注意到的。

八、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人们对以“革命”面貌出现的“五四”文学思想与晚明文学思想的关系已经有所注意。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渐渐深入，这里面确实可以找到不断推进的线索。

我们前面一再提到从元代开始，文学中就有很多新的因素出现，但文学思想方面某些鲜明的革新主张却要到晚明才形成。从李贽的“童心说”到袁宏道等人的“性灵说”（也包括汤显祖等人的“尊情说”），都是把文学视为真实的个性与情感的自由表现，而排斥一切与之相妨的因素——包括服务于政教的功用、通行的知识与道理、文学的典范与法度等等。

“真”、“奇”、“趣”一类纯粹是审美感受的价值标准被提高到首位（戏曲、小说、民歌等向来不入大雅之堂的文学类型在这时受到高度重视，也与此有关）。“载道”的文学观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事实上从此失去了支配性的力量（关于这一点，只要把这以后正统“古文”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宋代的情况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文学发展的合理方向，经过晚明可以说变得明确了。

清代像袁枚之重倡“性灵”、龚自珍之讴歌“童心”，都是晚明文学思想的延续，这在前面有关部分已经作了介绍，下面我们想着重谈谈王国维的情况。

王国维是第一个系统地运用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立足点主要是康德和叔本华哲学，从中引进了许多全新的理论观念，但他也有不少看法可以视为对中国已有的文学观念的扩展和理论化。当然他未必是有意的，但这也说明那些文学观具有作如此扩展和理论化的内在可能性。

王国维文艺观的核心，是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反对以功利的目的来约制和衡量它。在这方面他提出了相当深刻的看法，如他认为“一新世界观与新人生观出，往往与政治与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故哲学与文学不能以此兴味为兴味，求一时一地之功效（见《文学小言》）。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李贽的《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两说各有所重，但李贽的意见，明确地拒斥社会观念对文学的影响，这也是不以“政治与社会上之兴味为兴味”的意思。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境界说”，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氏对“境界”的具体解释，有比较复杂的哲学内涵，但以“写真景物、真感情”为最基本的要点，这一评价标准和晚明以来尚“情”尚“真”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还强调“不失其赤子之心”对词人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