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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精英，才士沦落在野，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意味着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动。

从封建体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机而不仅是从一些具体现象来看待清王朝的衰微，这是龚自珍不同凡响之处。

他不仅预言了这个王朝的败落，实际也预言了整个封建体制不可挽救的败落。

龚自珍的思想与乾嘉学术有内在的联系，乾嘉经史考据之学，固然有逃避现实矛盾的弊病，却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待现实的宽广眼界，这就是龚氏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的很多议论，更是直接运用了经今文学阐发“微言大义”的立论方法。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龚自珍绝少援引明人学说，但他的许多核心论点，却恰与李贽相近。

譬如对自我的重视、对私利的肯定、对“童心”的赞美，以及以“才”之盛衰为“世”之盛衰的标志等等。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专制、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龚自珍吸引后人的地方，不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在当时那种衰腐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中，特别表现出一股勃发的英锐之气。他鄙视庸庸碌碌的卑恶世俗，《识某大令集尾》痛诋身为“阳湖派”领袖、颇有文名的恽敬学浮行伪，唯以巧言欺世，显示出对这一类正统派人物的极度憎厌。他激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坚定地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称的，“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于任何既定的准则！这种傲岸的精神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的激越追求，是支撑他的诗文创作的内在骨架，也是使后来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政论及学术论文，议论纵横无羁，也常带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记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种抒发人生感想的杂文，文学性更强。他描写人物，喜欢凸现其兀傲不群的个性，从中也写出自己的性情与好恶。如《吴之癯》、《记王隐君》、《杭大宗逸事状》、《王仲瞿墓表铭》等，均有这种特色。《吴之癯》所写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这位“癯”于世多忧，好言人过，指京师郎曹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刚愎”；责“王公大人之清正而俭者”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锋芒锐利，反映了龚自珍对他所处“衰世”的特异眼光。纪行文中，《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从扬州表面的“承平”气象中，感受到一种“萧疏澹荡、泠然瑟然”的衰暮气氛，寄慨良深。《病梅馆记》借物抒志，更为人们所熟悉：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数百字的短文，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借梅喻人，揭露病态的社会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长，表达了挣脱枷锁、追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长。

龚自珍的散文恰与桐城派形成对立，不仅思想旨趣大异，文章风格也完全不同。龚氏文无定式，不屑斤斤于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时文句诘屈而不通畅，文意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非徒为怪异者可比。

龚自珍是一个思想家，又有诗人的气质，犹如《己亥杂诗》所写：“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