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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的压迫下继续南迁，最后落脚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这一天崩地坼的大事变，给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在这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流浪逃难的艰辛，目睹了战争的酷烈，接近了普通民众的困苦，这使他们的心理、思想与情感都产生了很大变化。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的孱弱懦怯的对比，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悲愤成了这一时代文人的最强烈心态，也造就时代文学的主旋律。许多文人的作品——不管他们过去的艺术追求和人生情趣是什么样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激奋而又悲怆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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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陈与义、曾幾等人的诗歌

这里要介绍的是生活横跨北宋与南宋的一批诗人。在北宋末年，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影响最大，正如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元祐以后，诗人叠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苏轼的诗不易学，所以这些诗人大都是走黄庭坚的路子。但他们的诗也有两点重要的变化。一是在时代巨变的冲击下，他们的许多反映时事、抒发感愤的作品，情绪大多表现得直率而强烈，已不是“情性远”的面目了；一是在艺术风格方面，像吕本中、曾幾、陈与义等人，虽然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甚至通常被划归于江西诗派，但他们也在不同方向上试图改变以黄庭坚为代表的那种过于艰深拗硬的毛病，使南宋初的诗风开始有所转变。

吕本中（1084—1145）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不高，但他的诗学观点颇值得注意。曾幾向他请教如何作诗时，他告诫说：“不可凿空强作，出于牵强。……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他看到黄庭坚的毛病，试图从李白、苏轼那里汲取一些以意为主、不拘泥于字句的方法，以求“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同时又试图借禅宗的所谓“活法”——不拘一格、不强调规定程式的自心体验——

避免诗歌中板滞僵硬的现象。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南宋以后诗风转变的先兆之一。吕本中本人的诗，大多比较轻松自然。而反映时事的如《兵乱后杂诗五首》感慨流离，斥责奸贼误国，《连州阳山归路》“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以儿女的无知反衬自己心中的酸楚，都写得很悲凉。

曾幾（1084—1166）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赣州（今属江西）人。有《茶山集》。他在南宋初是一个坚决的抗金派，曾受到秦桧的排斥。他推重黄庭坚，自己说曾把一部《山谷集》读得烂熟（见《寓居有招客者戏成》诗），又极佩服陈师道，还曾向韩驹和吕本中请教过作诗的方法，可见他受江西诗派影响之深。不过他较多接受了吕本中求变的思想，常有些写得轻快清新的诗作，尤其一些近体诗写得饶有情趣，开了杨万里“诚斋体”的路子。如《三衢道中》：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在南宋初，曾幾心中如焚，据他的学生陆游说，他每次去拜见曾幾，都要听到曾幾的“忧国之言”（见《跋曾文清公奏议稿》）；而曾幾的《雪中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中“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等诗句，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忧国之情常常发于诗歌，如《寓居吴兴》：

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

这首诗无论结构还是对仗和用典，都很讲究，但诗中满溢的悲愤之气，使诗的感情力度大为增强，显得深沉而又苍凉，近于杜甫的风味。这对他的学生陆游有很大影响。

南宋初最出色的诗人是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在北宋末年曾任文林郎、太学博士等职，金兵南侵，他从陈留向南流亡，经数年颠沛，才抵达南宋都城临安，历仕至参知政事。有《简斋集》。

陈与义很推重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诗，也和江西诗派中人一样推崇杜甫。但他不以追效苏、黄为止足，而是要通过他们追溯到杜甫。他说：“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见《简斋诗外集》）意思就是要看到苏、黄不及于杜甫的地方，才能学到杜甫的真谛。他也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