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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成就也有相当缺陷的，在当时确有加以批判的需要，但石介的办法，却是派他们一顶“名教罪人”式的帽子，从世道人心的意义上彻底打倒，以维护“道统”的神圣性。他的观念，是要以道代之，甚至废弃诗文的艺术形式，使文章成为儒家经典、封建伦理的衍生物。而同时持类似观点的为数并不少，如刘敞说过“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尹洙认为“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志古堂记》），他们都否认了文学有自身的价值。

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兴起，理学家们对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苛严的看法。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的明确口号，更彻底地说明了文对于道的工具性。他把文比作车子，如果不能载运道，则再好看也是无用之物。但他还承认文章的美饰具有使道更吸引人的作用（见《文辞》），程颢、程颐则更趋极端。如石介等人还是尊韩的，只是忽略了韩愈还有爱好文学的一面。对这种不彻底性，以及韩愈本身的矛盾，二程从更纯粹的道学立场上提出了修正。他们认为致力于文章是有害于道的，因而韩愈也根本不值得仿效：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

不但韩愈，杜甫的写景诗，程颐也斥为“闲言语”，责问：

“道出做甚？”其实，这是强调道统文学的必然结果，前人不过出于对韩、杜的尊敬，而回避矛盾罢了。

当然，这一类观点并不完全是北宋那一场文学变革的理论基础。欧阳修在对石介表示尊重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理学转盛，还迟于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但是需要看到：在整个那一段时期中，道统文学观的盛张，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北宋所谓“古文运动”进行得比唐代古文运动顺利，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所以，它对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自然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约制。譬如，苏舜钦很明白地说过“文之生也害道德”（《上孙冲谏议书》），而欧阳修本人，也有着“言之不可恃”，“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的观念。当然，他也另有一些比较合理、对文学比较重视的论点，后面将会说到。但无论如何，在以道统文这个基本原则上，他和当代的理论思潮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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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梅尧臣、苏舜钦的诗

北宋初三种诗风鼎峙的格局，从实质上来说，还是唐代诗歌的延续，而西昆体一时大盛，又使得学诗者争相模拟，在真宗及仁宗前期形成了专事雕琢的诗歌风气。在时代发生变化以后，唐诗的风格已实难保持，而缺乏激情和才华的诗作者对李商隐的模拟，很容易成为空洞的文字游戏。因此，诗歌的变化在这时已不可避免了。于是，梅尧臣率先自树一帜，而苏舜钦与之呼应，他们在吸取唐诗尤其是白居易、韩愈诗歌某些因素的同时，又顺应着时代文化的特点，在诗歌的题材、感情表现和语言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从而打开了宋诗的道路。并且，由于欧阳修的竭力推举，他们在诗坛上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当过尚书都官员外郎，后人因称为“梅都官”，又以宣城之古名，称之为“梅宛陵”。有《宛陵先生文集》。在梅尧臣成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宋王朝外患内忧频仍，社会秩序十分不稳定，所以他虽一生沉沦下僚，对于国家、政治却抱有强烈的关切。梅尧臣早年和西昆派诗人关系甚密，但诗歌风格却与之不同，后来更是有意识地加以纠正。纠正的方向，首先是强调《诗经》以来文学干预社会、针砭现实的传统，反对诗歌中的娱乐、游戏倾向。在《答裴送序意》中他写道：

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

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他又尖锐指斥道：“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在理论上，这些议论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但对当时流行的无病呻吟、玩弄辞藻的诗歌风气，却有着一定针对性的意义。

作为他自己的诗歌主张的实践，梅尧臣写了不少反映现实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既欲以此感悟上层统治者，又借以表现自己的道德良心。像他的《襄城对雪》之二，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