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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百业杂工，无所不有。歌妓往往以新词唱曲，使文人词不胫而走，在这种极为迅捷的传播中取得了与诗匹敌的地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传闻或不免有所夸张，但歌妓集资葬柳永的故事，恰好说明他的词在城市消费集中处的传唱提高了他在市井的地位，也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在柳词中表现出的市俗情趣，也正显示着文人文学的一种新趋向。总之，纸张成为普通的商品、印刷术的普及、书肆的活跃、大众娱乐的发展，都使得文人作品容易传播，传统文学不再是少数阶层的专利，而出现了一个普及化的进程。同时，随着这种普及进程，一大批本来被摒除在文人文化圈外的下层读书人、商贾市民，也追时趋势地加入到文人文学的创作界来，这就有可能改变文人文学的内容、思想、情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江湖诗人聚集于书商陈起周围的现象。书商陈起出资刊刻诗集，使一大批本来诗风未必尽同的文人聚在了一道，并互相影响形成所谓“江湖诗派”；而江湖诗派的诗歌内容、思想与情调显然又与传统颇有违异，倒与世俗口味逐渐靠拢。诗歌与商品如此密切地结缘，商人如此有力地左右了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它表现了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对文学的影响。

城市与商业的发达更直接地刺激了市民文学的兴盛。据宋人笔记记载，在以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城市中，普遍建有被称为“瓦舍”、“勾栏”的娱乐场所，演出各种各样的技艺。其中最流行的是说话。吴自牧《梦粱录》和耐得翁《都城纪胜》均载有当时的“说话四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尽管现在已无法看到真正出于宋人的话本（以前视为宋元话本集的《京本通俗小说》系伪造），但在各种书籍记载中，我们还能了解到宋代民间说话艺术的繁盛情况和说话的许多名目；元代所刻讲史话本的内容有些显然在宋代就已流传，明人的小说话本集中有些作品也保留了源出于宋人之作的痕迹。所以虽然现在无法对宋代白话小说作出具体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却是无疑的。

在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宋代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宋代宫廷和瓦舍勾栏中都有杂剧的演出，脚色已增至四人或五人，其表演虽以“滑稽唱念”为主，但已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见《梦粱录》），比较唐代“参军戏”一类简单的滑稽表演有了明显的进展。《武林旧事》记录有宋官本杂剧戏目二百八十种，都没有剧本留传下来，也可能当时就没有确定的文学剧本。但作为成熟的戏剧——元杂剧的前身之一，宋杂剧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另外，南宋时期在温州一带流行的南戏，也是中国戏剧的重要源头。

作为通俗文学形式的白话小说与戏剧，在宋代尚未取得特出的成就，这主要是因为宋代的文人对此还不够重视，还没有具备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从事这方面的创作。但由于在社会中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它们的价值和影响已经显露出来。而到宋代以后，随着城市与商业的发展，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增长，随着一些优秀文学家的直接参与，小说与戏剧不断走向成熟，进一步占领了文学市场，汇入了文学的主流。

这种情况也说明文人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有一种互动和同步发展的关系。

由于资料的缺乏、分辨的困难，也是从叙述的方便考虑，我们将把宋代小说与戏剧的情况归并在元代文学的有关章节中介绍，在这里仅从总体上加以简单的提示。

与宋王朝同时存在的辽和金政权统治地区的文学，习惯上也归于宋代文学的范围。但由于前人的不重视造成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辽金文学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简单说来，辽、金虽然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稳定的统治以后，甚至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所以，用汉文写作诗歌散文，在辽金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汉族文人，他们在这方面的素养并不比南宋文人差。虽然在历史上被称为名家的不多，但至少像金末诗人元好问，是足以与南宋诸大家相提并论的。而由于辽金文人受儒学的约制毕竟不像宋朝文人那么严重，他们的文学观念以及创作也较少拘禁。当宋朝文人的创作转向重理智而轻感情的方向时，辽金文人的作品仍较多地表现出率真任情的特色，这种特色一直延伸到元代。金代的市民文学也很发达，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保持着同样的步调，有些方面甚至占据着领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代表了当时说唱文学的高峰。特别在戏剧方面，沿袭宋杂剧的金院本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