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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写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相比起来，他的作品在力度、气势上不如韩愈，但在隽永、含蓄、深沉上却超过了韩愈。其次，韩愈比较刻意于语言、形式上的革新与创造，为了突现感情的力度，他常在语言技巧上下功夫，而柳宗元相对地更重视内在涵意的表现。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也说，议论文要“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比兴文要“丽则清越，言畅而义美”，而在《柳公行状》中则借赞美柳浑散文提出：“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可见他更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而不那么强调在语言的外现形式上下功夫。因此，他的文风偏于自然流畅、清新隽永，更能令读者回味。

柳宗元的议论文、传记、寓言都有佳作。议论如《封建论》，逻辑谨严，文笔犀利而流畅；《捕蛇者说》从渲染捕蛇之险，反衬赋税之沉重，点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题，篇幅虽短而波澜曲折。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截取了段秀实治理驻军、孤身入营劝谕郭晞、卖马市谷代农偿租、拒纳朱泚大绫四个典型事迹，生动而有说服力。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来比喻那些“不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犀利精炼，篇幅虽短而寓意深刻。

但柳宗元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地去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观照山水之后，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像《钴鉧潭西小丘记》所写景物是：“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小石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钴鉧潭西小丘的被人遗弃（《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的“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小石城山记》），愚溪的“无以利世”（《愚溪诗序》），都是作者心灵的外化。他也深深地喜爱这些山水，“怜而售之”、“枕席而卧”（《钴鉧潭西小丘记》），觉得它们与自己有相同的遭遇和悲喜。也正是因为他对山水抱有这种感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才写出如此细腻、优美、动情的山水游记。

同时，柳宗元又以极其优美、凝炼、精致的语言通过对山水的描述，把这些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极善于用各种传神的辞句来写各种各样的山林溪石，如写水的幽深平静，则用“黛蓄膏淳”（《游黄溪记》）；写水的清澈浅平，则用“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水跳动轻快，则用“流若织纹，响若操琴”（《石涧记》）；写水流动曲折，则用“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石渠记》）；写石，则有“嵚然相累而下者”、“冲然角列而上者”的山坡山石（《钴鉧潭西小丘记》）；有“为坻为屿为堪为岩”的岸边之石（《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有“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的园中之石（《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又有“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搏噬”的大山之石（《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丰富的语汇和精微的观察，把山水写得各具形态、栩栩如生。

而在布局谋篇时，他又极善于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