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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徘徊只自知”呈露了他的心情。苏轼说这首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苕溪渔隐丛话》引），其实“忧”才是其中的主要情感。这种闲旷与忧郁的交织，使柳宗元的诗中出现了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等都没有的清峻。尽管他的很多诗写得很淡泊，但透过去一层看，那空灵淡泊往往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而悲凉却是不自觉的内心呈露。而当这种悲凉侵入心头而不能自己时，那闲适淡泊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悲愤之气，像《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而当激愤到了极点时，他也会写出《笼鹰词》、《行路难》这样借困在笼里的雄鹰和追日而死的夸父来比喻自己的悲壮诗歌。

刘禹锡、柳完元的诗，虽不像以孟郊、韩愈及李贺为代表的和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两大诗派那样具有十分显著的创新特征，但他们在扩展和加深诗歌内在意蕴方面是有着特出成就的。从表面上，人们很容易察觉形式、语言和内容的变化，却不太容易体会到诗歌内在蕴含量的变化及与此相关的观物体验方式的变化，事实上，诗歌内在蕴含量的扩展和加深往往是直接影响诗歌艺术性的原因，中国诗歌讲究以含蓄取胜，以意境取胜，因此，刘禹锡、柳宗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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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

诗的格律化、文的骈俪化，同是六朝文学的结晶和主要特征，而前者为唐人所继承发展，后者到中唐以后却受到严厉的批判，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诗歌，尽管也有人会强调它的政治和伦理作用，但它的艺术性、抒情性总是不可否认的，它具有某种特殊形式、特殊要求，也似乎是无可非议；文章则不同，它作为一切文化的最基本的语言载体，形式上的过分束缚会使它的多种功能受到很大妨害；而从政教需要的角度来看，骈文更显得不切实用。

从六朝文章的发展趋势来看，是越来越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的严重的弊病：第一，是骈体文的过度膨胀。本来，六朝人提出“文”、“笔”之分，包含着区别艺术性与实用性文章的意识，但士人好尚丽藻的风气，不仅使抒情写景一类文章完全骈偶化，而且把骈文的写作推进到奏议、论说、公文、信札等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使用散体文的几乎只剩下历史、地理等不多的几种著作类型。第二，是骈体文的束缚越来越严重。本来，骈文的基本特征只是使用对偶句式，而且也不妨散句和骈句杂用，到了后期，不仅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句式也定型为四字句和六字句交错，还要讲究用典、声律，实际成了一种“格律文”。第三，对文章形式的极度讲究，原本和南朝文人回避社会矛盾的心理有很大关系；而形式的严重束缚，又推进了程式化和好用陈词滥调的习气。因此，文章的抒情、叙事、说理等各种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能够在层层束缚中自由挥洒的骈体文不是没有，但这毕竟太困难，大多数人只能靠套用陈旧的程式、典故、语汇来写作，造出大批不痛不痒、半死不活的文字。由于以上弊病的存在，文体的改革就不可避免。不但实用之文要恢复其实用性，就是艺术之文，也需要有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形式。何况，文章的所谓实用性和艺术性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因素。

由上述情况就可以知道，所谓“古文运动”，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从基本的特征来看，古文运动是要改革文体；而改革文体，却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一方面，古文家企图以此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种需要同前一个目的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古文运动”之所以有文学史上的价值，主要还是因为后面这一点。

骈体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但它是带着偏颇和弊病发展起来的；古文运动也是如此。而且，尽管古文运动以一种“矫枉过正”的面貌出现，也并没有对前者彻底“取而代之”。后代是骈体文与散体文两者共存，并互相融汇。我们需要知道：文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从来不存在不偏不颇、十全十美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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