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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或佛甚至被排列于儒学之上。儒学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复兴。科举中所考的“帖经”，只是简单的记诵默写，而不是对其思想的阐发；

唐代对儒学的学术性研究，甚至还不及南朝；唐代以昌盛儒学为己任的韩愈等人，在宋代一些儒者（特别是理学家）看来仍然是驳杂不纯的。

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特征。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中儒学衰弱，多种思想并存，这种局面不是短时期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唐代社会的政治、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有多元化的特点，思想学说的多元化正与之相应，建立单一的思想统治缺乏必要的基础。所以，唐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较为自由活泼。

发生于玄宗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标志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巨变。这一场争夺最高权力的叛乱与平叛的战争，打了八年之久，使社会遭到巨大破坏，也使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大伤元气。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出现中央所不能控制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虽然有过宪宗时的“中兴”，中央政权有所加强，但这种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一直延续到唐亡。唐中后期另一个重大的政治困境，则是宦官擅权。任用宦官，实际自太宗起已经兆萌，只是未失去控制而已。中唐以后，皇帝既不能相信在外的军事将领，又不能充分相信在朝廷中的官僚，只能循汉代的老路，把权力甚至兵权托付给作为家奴的宦官。其结果，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宦官之祸。连皇帝的生死废立之权，都经常地落在了宦官手里。而在官僚集团中，晚唐又出现党派之争，即所谓“牛李党争”。在多重危机中，这个辉煌一时的帝国，终于走向了崩溃，由黄巢起义结束了它的历史。此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实际是藩镇割据的延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衰落的中晚唐，社会的经济文化并不是完全停顿了下来。东南一带的经济，仍在局部的安宁中发展着，扬州、苏州、杭州以及广州、成都等城市，由于受战乱的影响较小，甚至比初盛唐时期更为繁荣。由于社会面临着复杂的问题，迫使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社会的思想文化也在动乱和危机中保持着活跃的生机。

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统治阶层组成的多元化，思想统治的相对宽松，以及在最受社会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中以诗赋为主要的考试内容等各方面的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结下累累硕果，而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关于唐诗与前代即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关系，存在一些需要说明和澄清的问题。

在前一编的《概说》中，我们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成就及特点和主要弊病及缺陷，已经作了扼要的说明。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诗歌为后代诗歌的发展，打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唐代诗歌，正是通过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扬弃、发展而推陈出新，达到新的高峰。但是，唐代文学批评，大多对前代（尤其是南朝）文学，采取从整体上加以否定的态度，使得两者之间在延续中变革、在变革中延续的关系，成了似乎是对立的关系；而后代的文学批评，也大多接受了唐人的观点，甚至变本加厉，这就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唐人否定前代文学，大抵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文学发展本身的需要，而对前代文学风气（尤其它的偏颇和缺陷），采取矫枉过正的态度。这种否定虽有必然和合理的一面，但不一定是全面的；其二，作为一个新建立的王朝，需要在理论上对前代文化加以通盘否定，以昭示“圣朝”的光明。但其意义主要是在政治上，实际未必照此实行；其三，唐代始终存在复兴儒学的呼声，尽管实际效果不大，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也有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儒家以教化为中心的文学观确实重新抬头了。这并不是什么进步的现象。总之，对唐诗的情况，对唐诗与前代诗歌的关系，不能完全听信唐人自己的宣言，而必须从他们的实际创作中寻找结论。譬如李白的《古风》第一首，认为《诗经》以后的文学一直处于衰微的过程中，“自从建安来”，更是“绮丽不足珍”①，直到“圣代复元古”，文运才得以重兴。虽然诗中也略有可取的意见，但总体上只是儒家文学观的陈词滥调。有趣的倒是：这种理论观念上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