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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

……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汉语的“文”字，本有多重涵意。其本义为纹理，引申为美饰、华采，又引申为文章。这里数义并用，主要是说明：文章生于道，而道是万物的本源，所以文章具有崇高的价值；天地山川乃至动物的羽革、草木的花叶都是美丽的，证明道有美的显象，文章也是道的显象，所以文章的华美是自然现象。这显然是六朝文学风气的反映。这里需说明：六朝文人所说的“自然”，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朴素自然”。他们认为华美也是自然的。《文心雕龙·丽辞》甚至说，对偶的辞句犹如人们的手足自然成双，单行的辞句反而不自然。

应该注意，刘勰这里所说的“道”与后来唐宋古文家所说的“道”不尽相同。他是指自然的“天道”，而不是指儒家的伦理之道。天道自然，这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命题，从这里本可引申出顺遂万物本性，反对人为拘束的观念，但刘勰接下去却把自然之道与儒道相互捏合，认为儒家圣人的经书最能“原道心以敷章”，而且“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一般人不能够深刻体悟道的神奥，所以要“征圣”——向圣人学习，要“宗经”——效仿经书的榜样。这实际是玄学中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理论在文学中的运用。由此建立了以雅正为最高准则的文学要求。所谓：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至此，刘勰既以“道”的名义，赋予六朝美文以崇高的地位，又以同样的名义，要求各种文章符合于雅正规范。他又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即楚辞、汉赋以来，文学作品多有不够雅正的毛病，应当“正末归本”，返回到经典的规范之内。《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紧密联为一体，构成刘勰文学思想的中心。但字面上虽然说得圆通，矛盾还是很多的。儒家经典，本来是质朴的文字，他非要说得美轮美奂；六朝美文，与楚辞、汉赋的关系最近，如何能宗经归本而不失其美质？

《正纬》、《辨骚》也作为“文之枢纽”，着眼点却不同。前者说纬书的奇特想象和富艳辞采有益于文章写作，后者的意义更重要。这里虽同《宗经》篇有一致之处，首先辨明楚辞的代表作《离骚》有不合于经者四点，合于经者四点，实属破碎迂腐之论，但又自我背离，对楚辞的文学意义给以高度赞扬：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夫》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这里对楚辞作品中“绮靡”、“伤情”、“瑰诡”、“慧巧”、“耀艳”等并不符合雅正规范的特点，均表示赞赏，后面对楚辞在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及其对当今创作的价值也作了充分肯定。这表明刘勰虽以宗经为大前提，但对文学中的艺术创造仍然是很重视的。不过，刘勰对楚辞的肯定，主要是从艺术性的一面着眼，他所设想的理想境界，是以经典的雅正为主导，而参酌以骚体的奇丽：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

这种设想似乎不错，其实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为骚体的奇丽，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破雅正规范的结果，而不仅是语言修辞之美。所谓“以正驭奇”，即使能吸收骚体的某些优点，也难于发扬其原有的生气。

通过以上分析，《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已可以大致了解。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强调文学的美质，这是与当代文学风气一致的。缺陷也同当代文人一样，是单纯地以华丽为美。二、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这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观念。但在对待具体作品的时候，态度并不那么褊狭。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并没有以是否雅正的标准随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三、应当注意到，刘勰所说的“宗经”，是指以儒家经典为典范，而不是要求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之道的工具。他还是承认文学有抒发个人感情的作用。这同后世极端的载道文学观还是有很大区别。四、联系刘勰对六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