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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一股父母有问题，儿女受连累的妖风。父母出身不好，或父母亲属有某些政治问题的青年，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升学、就业、入党、入团和服兵役，等等。“四人帮”的这种罪恶行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使大批青年受到不白之冤，打击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文章说，明确规定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规定，落实党的阶级政策，使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影响所及，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安徽省芜湖地区陈炳南同志的来信，生动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父母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的指示。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竺稼同学来信反映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文章强调：“父母的历史或现实政治问题，子女是不能承担责任的。父母的问题应当与子女区别开来，家庭出身应与本人表现区别开来，政审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那种不认真审查考生本人的表现，只要看到父母或社会关系中有的人有问题，就一概不予录取，这是违背无产阶级政策的。”现在报考的青年，大多数在20岁左右，是在全国解放后出生的，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即便是地富子女的子女，也是孙子辈的人了，是靠他们父母的劳动收入生活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对这些青年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谁如果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谁就不能理解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现在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完全符合这一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有利于这些青年世界观的确立。不论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这一阶级政策。”〔71〕

总的来说，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被称为“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一个“考”字，在当时犹如一声号令，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考试，发现了长期被埋没的大批优秀人才，调动了年轻人的学习积极性，确立了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由此推动了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随之得到恢复和发扬。

不可否认，1977年招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主流。但是，招生制度改革毕竟刚刚开始，加之时间紧，又缺少经验，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不适当地强调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即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据24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77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录取新生总数的％。“事实上，各省、市、自治区都注意了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从学校来说，中国科技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七百三十八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上海交通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一千零五十八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只占百分之零点六。”事实充分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升学率保持了绝对的优势。”〔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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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8）

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左”的困扰，拨乱反正，依然是任重道远。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1）

1977年11月，正当教育界酝酿批判“两个估计”的时候，《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据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跟上当前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参加座谈会的有张光年、刘白羽、周立波、沙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