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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我们相信真心诚意和仔细的计算是彼此矛盾的两回事，互不相容。既然温家宝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也就都是“发自内心”的了，怎能让“公关”二字给玷污？

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从政的政治家明明内向就不能强装张扬，明明木讷最好就别故作风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温家宝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原题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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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

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一提到近日席卷中国各地的反日浪潮，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思想陷阱：要不义愤填膺地在旁吶喊打气，全力支持；要不就是站在一边，抱着怀疑犬儒的态度冷嘲热讽。以上两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并不足取。此外，当然还有很多论者会同情中国民众的情绪和立场，同时呼吁游行人士和部分激烈的“愤青”保持冷静理性；但又往往失之于缺乏思想的深度，点到即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反日浪潮，又怎样确切地去掌握在它背后浮现的所谓“日本问题”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怀疑各处反日游行和行动的诸种论点有什么问题。有些论者（包括我的好友）认为发生在过去一周内的各处游行只是官方暗中发动的虚假“民间行动”，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许真正由人民自主发起的抗议集会。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太过想当然耳，纯粹来自对于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脱离实际甚远。凡有机会采访过当年在北京抗议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集会的记者，都知道那一次游行不只得到了官方默许，甚至还有学校加入组织，派校车接送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可是这一趟游行却大不相同，不只没有官方介入的迹象，甚至找不到一些像样的组织单位（如“爱国者同盟”），完全是一次由三两个网友以网上留言和手机短信动员起来的“聪明群众”（Smart　Mob）行动。而且几条游行路线的设定也是临时“走”出来的，充满了随机应变的色彩及意外。

其实只要看多点内地新闻就知道，这一两年来由民间发起，但政府事先一无所知的群众运动不在少数。有的是官方不能容忍的，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愿正式称之为“示威游行”，于是叫做“上访”和“请愿”的。我并不是要说中国政府已经大开游行自由之门，只是想指出今天的中国的确可能出现既非官方策动，亦非官方可预先阻止的民间群众集会。最近的反日游行就是这样一种集会，只是官方明显地没有干预介入。

也有些人强调政府不介入就是一种默许。从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潮流开始，一股势力愈来愈大的新民族主义就日渐成形，并且助长了所谓的“愤青”现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官方的确有一定的角色。倒不一定说是积极的倡导，而可以是左右透过传媒报道信息的种类和范围的细致，就可以构成助力。不过如果过度重视官方的角色，可能就会忽略了民间自主及社会内在的种种因素，可能就会轻视了政府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构成了当前民族主义的热潮。关于这点，我以后还会另文细谈，现在暂且不表。

当然，还有朋友提出历史反省的责任问题，认为中国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认真道歉，同时却掩盖自己历史上的失误。我赞成这个说法，可是在同意之余也有必要指出，中国自己的历史忏悔意识不足，不等于日本也自动地不用忏悔。同样地，就算当前民间反日情绪是由中国官方鼓动，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广州的游行是由官方组织，也不等于批评日本修订教科书就是错误的。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官方默许”和“官方引导”，就要否定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它所针对的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在内地也相当流行，就是主张“抗日不如自强”。与其罢买日货，不如先搞好国货的质量和信誉；与其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散布仇日言论，上街焚烧日本国旗，不如集中精神检讨自己的社会体制，壮大国家实力。这种想法的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了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强化中国本身，于是可以漠视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继续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受到日本新版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