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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政权，部分是因为需要对苏联的扩张作出反应。然而，这些都不是美国密切关注伊朗的主要理由。例如，1943年在德黑兰举行的同盟国重要会议上，无论是温斯顿？丘吉尔还是罗斯福总统，都觉得与国王见面是件麻烦事。换句话说，这二位都不愿意为此浪费时间。同样地，在第二年，因为其重要性有限，美国将沙特阿拉伯拒之门外。“那里对我们来说有点儿远。”罗斯福轻易地回绝了该国的经济援助请求。他还说，沙特最好还是去求助于英国，而不是美国。但在战争结束后，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对于美国外交事务来说”，沙特阿拉伯一个国家就“比其他任何小国都重要”——原因就在于石油。

有一位叫作埃弗瑞特？李？戴高礼（Everette　Lee　DeGolyer）的勇敢的石油商人，他曾在俄克拉何马州学习了地质学，然后在美国石油业中赚到了第一桶金。战争期间，他来到中东对该地区现有的油田进行评估，对该地区的长期资源潜力和重要性提出意见，同时将其与墨西哥湾、委内瑞拉和美国本土的资源进行比较。尽管是保守估计而且附有说明，他的报告仍然令人震惊：“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心正在从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地区向中东和波斯湾地区转移，而且这一转移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后者完全超越前者。”和他同行的一些人发回给国务院的报告更为坦率：“这一地区的石油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得到的最大馈赠。”

英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非常嫉妒在中东地区前景光明的美国。一位举足轻重的实业家告诉丘吉尔：美国人应该被告知离开中东，并且尊重英国业已取得的有利地位，“石油是我们在战后保留下来的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拒绝同美国人分享我们这些剩下的资产”。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同样言辞强烈，他对试图回避他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感到非常生气。英国政策制订者们对未来感到担忧：“美国意图夺取我们在中东的石油资产。”连首相本人都直接介入，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道：“我对协商的进展表示担心。您知道，我只希望这不会影响贵我两国之间的公平。”

于是，英国和美国就如何瓜分这一世界上的重要地区取得了共识。哈利法克斯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解决了这一问题：“波斯的石油是英国的，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则由两国共同分享。”这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以及盟国领导人在二战期间及战后马上达成的那些协议一样，干净利落地把世界分成了两份。

不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对于瓜分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在美国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石油价格在1945年至1948年间涨了一倍。而在此期间，美国的汽车数量增加了一半以上，机动车厂家的销售额涨了七倍。最初，美国对这一局面的反应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那些拥有自然资源并且受到各方追捧的国家一定会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重新商议石油特许开采权的授权条件，并且是以体面的方式而非强迫威逼。

实行油田国有化的传言和威胁甚嚣尘上，这反映出世界的新秩序。一些石油国开始获得越来越多慷慨的、具有竞争性的新待遇。例如，美国石油富豪约翰？保罗？盖蒂（J。　Paul　Getty）为沙特与科威特之间中立地区的开采权支付的费用，几乎是其他中东地区的两倍，这引发了那些受制于早期协议的国家的抗议。这不仅使得它们对资源被征用的方式感到不满，而且促使它们提出了国有化的要求，并变得更易受到共产主义花言巧语以及莫斯科示好行动的影响。

随着美国放低贸易姿态并重新商定了一些交易草案，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例如，1949年美国财政部从西方石油公司财团阿美石油公司（Aramco）获得了4300万美元的税金，而沙特阿拉伯的收入是3900万美元；两年后，随着税收减免机制的修改帮助企业能够冲抵开支，企业交给美国政府的税金为600万美元，而给沙特的则是1。1亿万美元。这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国都重新制定了特许开采条款，这些新的条款更有利于当地的统治者和政府。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次资金流的重新分配与伦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的权力转移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它的影响更像是发现美洲大陆以及随后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控制着特许开采权并且主要供应欧洲和美国的西方企业开始向中东输入资金，并因此开启了世界重心转移的过程。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