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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中东市场。面对西方生机蓬勃的经济发展，中东不得不为经济紧缩感到忧愁。

近来对伦敦墓穴发现的尸骨研究显示，当时财富的增长促进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健康水平。统计结果表明，瘟疫之后的重大影响之一是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伦敦瘟疫的幸存者在身体素质上明显比黑死病暴发前的人更为健康，当然也使人的平均寿命显著提升。

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大陆北部和西北部的变革最为迅猛，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与南部相比经济水平更低。这意味着地主和租户的关系比较融洽，因而更容易达成适合双方利益的协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即北方城市与地中海城市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在地中海城市，几个世纪的地区及长途贸易已经形成了一些能够操控商业竞争的机构（如行会），由个别商业团体垄断。相比之下，欧洲北部的繁荣则是得益于在商业竞争方面没有限制，因此在都市化和经济成长上比南方更为迅速。

新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欧洲各地出现。比如在意大利，女性一般不愿意，也没太多能力进入劳工市场，还像瘟疫暴发前一样，到了年纪就结婚，努力生更多的孩子。而在欧洲北部国家，情况却有所不同。这些地区的人口缩减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推迟了女性的结婚年龄，并对家庭规模产生了长远影响。“别那么着急结婚，”诗人安那？拜恩（Anna　Bijns）在尼德兰（herlands）写成的诗歌中建议说，“能为自己挣到衣食的女人不要急着去忍受男人的棍棒……尽管我不反对结婚生子。没有束缚最好！祝没有男人的女人幸福！”

黑死病带来的转型为欧洲西北部的发展奠定了长期的基础。尽管这些改变还未在欧洲各地全面开花结果，但灵活的体制、开放的竞争，以及最重要的，意识到只有勤奋劳作才能克服北方恶劣地理条件从而赢得收益，都为后来欧洲在近代早期的彻底转型奠定了基础。正如现代研究所不断昭示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根植于瘟疫后的世界：随着产量的提升，人们的野心变得更大，财富不断积累，同时消费的机会也变得更多。

随着尸体被掩埋，黑死病逐渐成为一种恐怖的记忆（后有周期性的二次复发）。南欧同样经历了重大变革。14世纪70年代，热那亚想趁着大瘟疫给威尼斯造成重大灾难之际夺取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但这一赌局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热那亚未能发动一次决胜性的进攻，于是突然陷入了战线过长的困境。通过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个个连接中东、黑海和北非的商业城镇据点，统统丧于敌手。热那亚败了，威尼斯胜了。

摆脱了宿敌的威尼斯，如今一切转入正规，可以专心从事香料贸易。通过亚历山大港进口的胡椒、生姜、豆蔻和丁香越来越多。平均算来，威尼斯商船每年要从埃及运回400多吨胡椒，与从黎凡特运入的数量相当。至15世纪末，每年有近500万磅的香料（用于食物、药品和化妆品）进入威尼斯，然后再以不菲的利润售往其他地方。

威尼斯还是绘画颜料的进出港。这些颜料通常被统称为“海外来的威尼斯产品”（oltremare　de　venecia），包括铜绿（verdigris，直译就是“希腊绿”）、朱红、胡芦巴、铅锡黄、骨黑，还有黄金的替代品，比如紫金（purpurinus）或彩金（mosaic　gold）。不过，最著名、最独特的颜色是从中亚开采的青金石中提取的纯蓝。于是欧洲艺术的黄金时期——也就是15世纪法拉？安吉里柯（Fra　Angelico）和皮耶罗？戴拉？弗朗西丝卡（Piero　della　Francesca），以及后来的米开朗基罗、利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艺术家生活的时代——孕育而出：一方面，与亚洲贸易的扩大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么多样的颜料；另一方面，富裕程度的增加使他们有钱购买这些颜料。

与东方的贸易利润如此丰厚，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对贸易权进行事先竞拍，以保证中标者在遇到生意、运输或政治风险时仍能得到付款。一位威尼斯人自豪地说，商船从城市出发可驶往世界各地：非洲海岸、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港、希腊各地，还有法国南部和佛兰德。财富的流入导致意大利房价大涨，特别是在靠近里亚托（Rialto）和圣马克大教堂的黄金地段。由于土地稀少、价格昂贵，人们开始使用新的建筑技巧，如用节省面积的小型楼梯井替代富丽奢侈花园双向楼梯。不过，一位威尼斯人骄傲地说，就算是一个普通商人的房子，都会装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