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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涛走后我很懊悔没让他留下详细地址，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懊悔。在劳改农场任何人都忌讳说“再见”这个字眼，分手时大都是道一句“多多保重”，可我在心里希望能再次见到小竹涛，没有地址就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

7月16日：“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去年的这一天我来到清水塘农场，也是在清水塘边劳动，带队的也是佟管教，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

——到清水塘服刑整整一年了，就是说已度过了十分之一的刑期。老资格犯人总结经验说刑期的头一年是最难熬的，很漫长，而过了头一年后面就好过多了。至于以后的日子好过不好过现在还不知晓，可我清楚这头一年确实是难熬的，日子像凝固了，真像一首大跃进民歌所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想想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有了多大的变化？劳改干部们言之凿凿要把我们改造得“脱胎换骨”改造成新人。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一年的刑期就能使人比来时“新”了许多。“脱胎换骨”自然包括面目和精神两方面。对面目的改变，我们自己是无法察知的，在农场里找不到一面镜子（不包括管教的住处），谁要想看看自己的模样只能像那句骂人的话“撒泡尿照照”。如果说有镜子那就是同类的眼，“某某你的脸上有块灰”，“某某某你的眼咋红了”。当然，管教也是面大镜子，“某某变得结实多了嘛”，“某某某改造很有成效变成地道的庄稼汉了嘛”。管教在说这种话时透着十足的满意，就像一个拳击教练看见自己弟子四肢发达起来所萌生的那种成就感。可以说面目的变化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来劳改的人想不改变也是不成的。事实上也没人排斥这种改变。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从审美的角度去审视其他人，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大家会公推强壮的大个子去干某件别人无法胜任的苦活重活，这理所当然。反过来强壮的大个子又支使灵巧的瘦小人跑跑腿，也似乎名正言顺。说起来生物界也真是奇妙，所有物种都依照生存原则，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也同样。人到了劳改农场就应该变成一个“正宗”的犯人。据说有一个犯人从农场跑出去在很远的地方被农民逮住了，那个犯人并没穿囚衣，也没露光头，问那农民怎么知道他是从劳改农场跑出来的，那农民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那副熊样就像个犯人。劳改生涯会自然而然地给人打上一种印记，有的犯人出狱后看见穿警服的人不自觉地会蹲下，甚者尿裤子。当然上面所说的情况就不完全是机体发生的变化了，关于犯人精神的改变，这一点管教倒没怎么说对。管教所说的“脱胎换骨”只是一种高压下的表相，或者说是一种伪装。我们是因讲了真话而获罪，而现在为了“赎罪”却不得不大讲假话，做有损人格的事情。早知不讲假话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初又何苦要讲真话呢？我们都为在劳改农场的不光彩表现而自卑，看不起自己，有罪愆感，渐渐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一个人从无罪到获罪，再到自觉将自己归于罪人一族，这真是可悲，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是一句“脱胎换骨”能概括得了的吗？还可以进行一下比较，以校园里的我们和这里的我们比较，校园里的我们尽管其中也有品行不端的人，但大家还有一个通常的道德规范来遵循，老师有老师的样子，学生有学生的样子，总还是一个“人”的样子，但这里的我们早已没“人形”了，说得难听些都变成一些狗，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的像狗一样的厮咬同类。我们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运动的“伟大”之处正是将人变成了非人，上述就是我服刑满一周年的切身感想。

7月29日：黄管教又写了一首很棒的诗，看来文化已不专属于读过大书的人。

——还是解若愚告诉我，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仍然属于泰戈尔，看来捉刀的神秘人要么手头有一本泰戈尔诗集，要么已将泰戈尔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8月4日：吴启都病了，管教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允许吴妻到管区探视。

——吴启都发病后曾到场医疗室诊治过，没查出病因，视病状大家都推断是肝的问题。脸色黑灰，人瘦成一把干柴，恶心呕吐。因医疗室没有床位，人被退了回来。我们出工后他一个人留在监舍里，每次收工回来都见他在昏睡。在这种情况下队领导恢复了他的家属探视，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病情加重，放宽为两天一次。齐韵琴每回都带着儿子，早来晚去。如果来时我们还没有出工，就到队部接待室等着，我们下地后她便获准到监舍里。中午若我们回来吃饭，她须赶在之前回到接待室，我们出工了她再来。我们晚上收工回来齐韵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