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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而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重新肯定来颠覆的。无疑，这也使尤凤伟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带着明确的“载道”功能，即，还历史和现实以道义上的公正——当然，这只是尤凤伟所认定的一种“公正”。对此，尤凤伟自己曾说：“我们已有的‘有板有眼的史’常常是无板无眼的，离真实史况相距遥远，有权立史的人确实将史当成一个‘随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点恐怕不需要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小说中的史就不单单是对现有的史补充的问题，而是匡正。”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强调，“尽管‘文以载道’在许多人眼里已成过时皇历，但我依然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都不轻松。完全轻松的写作只能是自欺欺人。作家应该介入历史，并具有一种清醒，通过作品将这种清醒传递出来，在真正的史学家缺席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尤其重要。”

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匡正”来进行“非轻松”的写作，以此表达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的社会良知，这既是尤凤伟的人生信念和写作理想，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最为核心的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场。葛兰西曾以非常辩证的方式说到，知识分子有认识，但没感觉；人民有感觉，但没认识。因此，当前者与后者分离的时候，每一部分只掌握了真理的一半。知识分子需要参与人民运动，至少了解他们的运动，而人民也需要高度的知识修养，直到高级发展阶段，这种差别的消失，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尽管这种看法有些乌托邦式的嫌疑，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充当人民的喉舌，必须传递弱者的疼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责任感，这是一个对所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知识分子是权力和群众之间的中介。”萨义德也认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尤凤伟沉入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使命，其实就是利用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特有的说话方式，努力介入到“权力和群众”之间，通过对“群众”（即民间百姓）真实精神的叙述，明确地体现自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所以，无论是在“抗战系列”还是在“土匪系列”的小说中，尤凤伟都是明确地撇开那些既定的历史观念，自觉地站在民间立场上，选择一种与主流观念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念进行着叙事的重构，展现作家自身所认定的真实历史，尤其是对生命中各种潜在人性的独特体察。即使是在“反右系列”和“文革系列”的小说中，尤凤伟也都努力回避正面的宏大历史场景，而是通过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让他们用自身的悲苦命运来倾诉历史对每一个普通人所造成的身心摧残，让他们用非人性的人生际遇来痛陈历史的巨大劫难。

这种民间化的知识分子立场，决定了尤凤伟所叙写的疼痛不是一种俯视性的道德关怀，而是一种源于自我内心的悲悯情怀，是作家对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自觉抗议。但是，我们又同时发现，在这一立场中，尤凤伟由于过度信赖自身的体恤性情感，导致了他的很多作品对一切弱势群体给予了无边的认同与关怀，而缺乏对民间精神形态进行有效的审视和批判。其实，民间化的社会尽管存在着许多值得关注和重新认定的合理之处，存在着那些话语主宰者所不具备的、或者说强权群体所普遍缺乏的人性品质和伦理操守，但是它也同样存在着许多诡异、乖张和浅陋的成分，甚至还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陈思和语）。所以，对于一个时刻以公正与合理作为思想标尺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必须对它们给予客观而敏锐的展示和批判。但尤凤伟对此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没有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进行富有创见的深度质疑。他的不少小说都带着鲜明的道德化色彩，不仅创作主体的情感取向爱憎分明，而且在叙事话语中也常常是感情的认可取代了必要的理性审视，缺乏像鲁迅那样集高度感性与高度理性于一身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辩证思维。虽然在一些作品中他也发现了民间社会中的某些痼疾，如《庞跑婆婆》中庞跑婆婆对自己“声誉”的拙劣维护，《旅游》中“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主任”老藏因为没有及时“揪出”马相义而痛心疾首，《准警员》中表弟对“警员”角色的偏执狂式的证明，《合欢》中夏发子对自己无赖秉性的展露，《圆圆的天空》中李树生对非人性的婚姻的霸权式控制，《沉默的格》中母亲与福浩为奸情而对宗德实施非人性的残杀，《山地》中光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