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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阿斯平所承认的，它是全面审查后确定的兵力规模的依据。在写本书时尚不清楚，人员和预算的削减是否会使我们的兵力减弱得太厉害，以致难以支持克林顿政府所确定的战略和体制。简言之，我们有力量完成所担负的使命吗？这种使命在以后几年很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北朝鲜发生崩溃或伊拉克和伊朗的情况变好，那肯定需要调整打两场战争的设想。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设想不会像遏制战略那样持续40年，但对当前冷战后过渡时期是适宜的。

莱斯·阿斯平和我私交甚好。渐渐地他的作风变得严谨起来。他意识到，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日常统帅，他需要给人一种能反映肩负重大责任的形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制订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折衷方案，完成了全面审查，解决了几个棘手的武器采购问题。不过，尽管有这些成就，尽管他本人非常精明，分派他当国防部长是不适当的。

前总统乔治·布什原希望1月20日从索马里撤出，人们对此已经淡忘了。4月我在摩加迪沙过了我的56岁生日。我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把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从美国背上卸掉，交给最初就在这里的联合国承担。索马里国内的混乱曾使粮食生产和分配无法进行，造成大批人挨饿。我们结束了这种混乱，从而完成了任务。现在应由联合国部队来维持秩序。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灾难来源于14世纪式的军阀混战，解决办法应是在那里推行20世纪式的民主。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工作任务从救济饥饿者转移到“建国”，这是我们进入越南时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词。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建国的意愿发自于其人民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索马里不是非洲式的西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法制，没有实实在在的中央政府，没有行政管理机构，而只有氏族领袖。建国的口号听起来很响亮，似乎很令人鼓舞，但在我看来这只会导致陷在索马里，而不是从索马里脱身。索马里各派最终将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冲突。

那年春天，安排我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举行的仪式上引荐克林顿总统。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指责说，让一个“逃避兵役的人”在这个纪念馆仪式上讲话是对刻在墙壁上的58191个名字的亵渎。其他退伍军人则认为，比尔·克林顿现在是总司令，他最好出席，哪怕只是为了赢得对他越战期间行为的宽恕也应出席。我个人认为他应当讲话，因为他是总司令。实际上，如果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不在这个纪念会上露面，第二年、第三年还会冒出这个问题。于是我欣然同意引荐总统。

过去几个月中，总统十分活跃地履行了自己的总司令职务。他视察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参加了欢迎从索马里执勤归来部队的仪式。然而，在他的周围仍都是些年轻的文职官员，他们没有当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有一天，我的助理巴里·麦卡弗里中将到白宫开会。当他走过西翼时遇到一个年轻的白宫工作人员，便向她打了个招呼：“喂，你好！”她竟翘起鼻子高傲地说：“在这里我们不搭理当兵的。”麦卡弗里是三星将军，现在手臂上还有越战中留下的伤疤，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他指挥过一个精锐的作战师。这个年轻女士的话飞快地转回五角大楼，像自由电子一样激荡着那个地方。比尔·克林顿对手下工作人员的失礼行为颇为重视，于是不久人们看到在西雅图经济问题最高级会议期间麦卡弗里与总统在一起散步。

我准备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墙仪式上引荐比尔·克林顿的消息一传出，我立刻遭到抨击——在那么多人中偏偏是鲍威尔引荐，他两次到越南作战，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好友，而在此期间克林顿在牛津读书！一位我熟识的、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妇女写信给我说，我参加纪念会引荐总统是“可耻的，毫无道理的，不可原谅的”。这种批评使我感到不安，但克林顿未服兵役的历史并不使我不安。他现在是我们的总司令，这是美国人民的意愿。作为一名军人，对他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我不感到反感并不是完全出于这一点。在里根—布什时期，我曾同许多死硬派分子——主张对苏联、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强硬的一帮家伙——共过事，这些人当时都处于服兵役年龄，但多数都设法逃避了在越南战争期间服役。我认为比尔·克林顿当时的表现与这些人没多大差别。缓服兵役和设法逃避战争的整个制度从技术方面看或许是合法的，但它因阶级而异，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我先到了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我的儿子迈克那天上午毕业，他带着小杰弗里凭自己的力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