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部分(第2/4 页)

步侵略，仍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案。“当然，这个方案有严重的不利方面。”我承认这一点。制裁把主动权让给了伊拉克，由伊拉克决定到什么时候它才算受不了而需要采取行动。历史还告诉我们，制裁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当真起作用。现在我对到底走哪条路——战争还是制裁，尚无定见。我只是认为这两个方案必须全面地和公正地予以考虑。几周之内无需总统做出决定。

我讲完之后，总统说：“谢谢，科林。这很有用，很有意思。从各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是有好处的。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等着制裁发挥作用。”他说完话后，会议即告结束。

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统帅们》一书中对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这一场景做了戏剧性的描绘（他把它说成是发生在“10月初”）。伍德沃德说我要促使总统在海湾采取一种较少侵略性的方案，但又不敢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当时在场的顾问们没有一人支持我。在他的书出版后，谈论鲍威尔是个“不想打仗的军人”大有人在。战争是罪过啊！战争是死人的游戏，而我认为不应轻率的牺牲美国人的生命。那天我的职责是向国家文职领导人阐明所有的选择方案。在我们民主国家里，决定进行战争的是总统，不是将军们。我尽了我的责任。制裁时钟上的时间正在嘀嗒嘀嗒地走过。如果总统是正确的，如果他决定必须进行战争，那我的工作是确保我们准备就绪、投入战争并取得胜利。

10月初，我陪同一位苏联将军到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思空军基地参观一个导弹发射井，那里面有一枚瞄准苏联的导弹。我还带他去科罗拉多州北美防空司令部，在这个秘密的隐蔽之处，我向他解释我们是怎样跟踪从他的国家打过来的导弹的。我陪同的这位贵宾就是苏军总参谋长米哈依尔·莫伊谢耶夫大将。在海湾地区美军部队正如火如荼地集结之际，我陪他周游美国各地，这是一种干扰，但却是必要的。在建立我们和苏联双方所希望的新的和谐气氛中，个人关系极为重要，特别是鉴于在海湾危机中他们第一次与我们进行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合作。

我第一次在维也纳会见莫伊谢耶夫时产生的好感，至今犹存。我喜欢和佩服这个人。除了必要的对美国军队的广泛参观外，我还要莫伊谢耶夫体察日常的美国，带他去感觉它、认识它、接触它，以了解自由社会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每当我带他去看一个军事设施或向他展示一个武器系统时，他总是显得非常厌烦地说：“是的，我们也有，而且更好。”

在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夫人加林娜·约瑟夫娜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即10月1日，我唤醒住在博林空军基地要人区的这位将军，带他去访问我喜爱的华盛顿名胜之地。陪同我们的译员仍是彼得·阿法纳先科，他是我们的一个同伴又是俄语和俄国精神文化的学者，与他在一起总有一种愉快之感。在沉寂的晨曦中，我们首先参观了杰斐逊纪念堂。因为杰斐逊是我特别景仰的开国先辈中的英雄。我特别赞赏他在担任总统职务时的谦虚态度。他在首次就职演说中讲道：“我以遵从此职务而起步，当你们明智地在你们力所能及范围内推出更好的人选时，我就准备退出此职务。”在同一篇演说中，他还道出了使每一个担任过公职的人都感到真切的有关公职的现实主义思想。“人孰无过，当他从这个职务上卸任时，极少还有着他上任时的声誉和好感。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向莫伊谢耶夫解释了镌刻在纪念堂西南墙上的《独立宣言》的要点。我说：“这些誓言开创了我向你介绍的这个国家。”

对于我来说，杰斐逊可能看来是一位令人不太愉快的英雄。作为一名非洲裔的美国人，我深知此人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的保证中所暴露的种种矛盾，一方面他说，“平等和真正公正地对待所有人，不论其身份或信仰”；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占有着奴隶。然而，我们都是我们时代的产物，而且正像杰斐逊所曾说过的那样，人在变化，否则“我们就会要求一个成人仍穿着他孩提时合身的衣服了”。

随后我和莫伊谢耶夫等人驱车去华盛顿纪念碑，对此他仅瞥了一眼。尔后，我带他到林肯纪念堂，这里显然给他留下了印象。然而，最使他感兴趣的是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景点——越战老战士纪念碑草地广场上那座线条简单、部分埋入土里的一堵石墙。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从阵亡的5。8万名人中找出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在之处，我还以我的已故朋友托尼·马弗鲁迪斯为例作了表演。当我们依次沿着这堵墙走过时，莫伊谢耶夫沉默不语。最后他说：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