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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我的序号列在其中。这次不是提前晋升，不过，我干得还是不错的，比同批的人要早几年。我设法和华盛顿军区一名上尉取得了联系，问他如何办理正式晋升手续。他说：“长官，我怎么会知道。”

我想总该搞点仪式庆祝一下。于是，我把孩子们都召集到德索托14605号家庭娱乐室里解决了这个问题。阿尔玛出去了，我在家看孩子。我坐在地板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玩具中，当时已7岁的迈克尔·鲍威尔把一副标志中校的银色橡叶形衔徽钉在我的运动衫上。证人有5岁的琳达，还有我们家的最新成员安妮玛丽·鲍威尔。她从婴儿坐椅上以最漠不关心的态度注视着这一幕。

安妮玛丽是两个月前于5月20日出生的。阿尔玛抱着襁褓中的她从医院回家那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用在越南一家军人服务社花10美元买的电影摄影机为子孙后代记录下了这一时刻。阿尔玛走下车时，迈克激动而好奇地冲上前去，琳达漫不经心地扫了这位最新的公主一眼，脚跟一旋就走了。姐妹关系处于这种状况是很普遍的，以后的20年间，她们俩的关系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安妮玛丽美丽绝伦，研究生院自由支配的时间又多，因而我喜欢抱着她在德索托玩耍，专等邻居们出来赞美她。到这时，我们已有了3个健康漂亮的孩子，于是决定不再给世界人口加重负担了。

那年秋季，我返校去上学。一个职业军人呆在处于反战运动顶峰的校园里，从大学生同学会宿舍楼旁走过时，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宿舍窗户上挂着涂写有和平标志和反战口号的被单，临时演讲台上的演说者谴责着我曾打过的战争。每当我穿着丝光黄斜纹宽松长裤和运动衫到处走动时，觉得自己就像个化装潜入敌营的密探。不过，在这些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者中，参加焚烧旗子活动的修读销售管理和工商会计课的学生为数寥寥，因此我与反战抗议者几乎没发生过摩擦。我的同班同学像我一样，更为关心的是好好温习功课，应付下次考试及完成硕士论文，而不是政治。他们是后来的雅皮士，尽管当时尚未出现这个叫法。

在我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华盛顿沸腾了。4月24日，20多万反战者拥上国会山，给国会施加压力，要求从越南撤军。从乔治·华盛顿大学到国会山，一路上都闻得到催泪弹的气味。在国会山，我看到“反战的越战老兵”有数百人，他们把绶带和奖章奋力朝国会大厦掷去。我理解他们的辛酸。自从我离开越南之后，又有5000多名美国人死于那场混乱的冲突。但是，我永远不能同意示威者的做法。我依然相信，在美国，奖章应该是骄傲的源泉，而不应当是耻辱的根源；军装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侮辱；武装部队是国家荣耀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其排斥的异体。

那年5月，我没有自找麻烦去参加毕业典礼。考虑到校园里的反战情绪及我是个已婚且有3个孩子的男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参加什么典礼、仪式，或者是抗议。我去教务长办公室领取了学位证书。在读研究生的两年里，除了计算机逻辑一门课得了一个B外，我其他各门功课都是A。我的导师韦夫赛博士鼓励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陆军也许很有可能批准，但是我自己对自己心中有数。我是个好学生，但算不上什么学者，当兵比当学生更合适。我渴望回陆军部队去。

白宫、国会、联邦政府各部门、法院、记者和院外活动成员等构成了一个连锁权力网，人称“环内”，五角大楼也是该网络中的一环。1971年7月，我带着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证书来到五角大楼，被分派到陆军助理副参谋长办公室工作。陆军助理副参谋长威廉·E·德普伊中将虽个头矮小，却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号称越南出来的最厉害的将军之一，以毫不留情地解雇人出名。一次，他解释自己为何如此厉害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眼看着无能的指挥官使多少年轻的美国人送了命。”他往往对新来的人说：“按照你的标准，你也许算是能干的，但是按照我的标准，你还不行。我会辞掉你。在别处你也许干得不错，在我手下不行。”

当时，为了使战争越南化，尼克松总统已开始撤回美国部队。撤军过程中，有一份秘密文件开始影响军方的思想。那是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陆军军事学院搞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450名中校军官，他们几乎都在越南服过役。调查结果犹如一个炸药包。答卷人猛烈抨击陆军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失败。遭抨击最厉害的是高级领导层的诚实问题。被调查的军官谴责了虚假的战备情况报告、不择手段地追求名利、提升老同学、颁奖过滥、虚报尸体数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