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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鲍威尔。”我回答，“你是谁？”

“我是阿尔玛的未婚夫。”他说。

“你好，”我说，“我是阿尔玛的丈夫。”

谈话尴尬地结束。阿尔玛和我显然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们结婚的消息通知我以往的情敌。

过了一周，一个星期六上午，有人敲门。我只穿着一件汗衫和一双拖鞋，急忙开门。门口站着一个漂亮小伙子，手里拿着一盒糖果，脸上露着笑容，可是一见是我，笑容顿时消失了。他无礼地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说明了我在这家庭中的地位。阿尔玛从卧室走出来，我出于礼貌走开，进了卧室，断断续续听到了他们气氛紧张的简短谈话。那位来访者走了。我出来一看，那盒糖果也跟他走了。阿尔玛对我说，那只是一个老朋友而已，他说什么未婚夫是夸大其词。从那以后30多年来，阿尔玛用事实证明她说的话是事实。

我们婚礼后不久，又在我们鲍威尔家再次举行了结婚招待会。客人们下午就开始陆续光临，地下室的起居间内挤得满满的。一直热闹到最后一滴兰姆酒喝尽，那已是凌晨4点钟了。阿尔玛经受住了牙买加式好客精神的第二次考验，并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她的魅力。看到我父母为他们的儿媳妇而兴高采烈，我再高兴不过了。跟约翰逊家那场严肃机械的招待会相比，鲍威尔家的招待会恰是文化上的180度大转弯。

我的表兄弗农·路易斯兴趣广泛，会烤蛋糕，玩扑克，爱好田径运动，现在的职业是警察。妈妈委托他为这次招待会烤一块大蛋糕。弗农和蛋糕迟迟不见，妈妈着急了，担心弗农的第二兴趣和第三兴趣压倒了第一兴趣，这种事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最后，弗农表哥终于出现了，带来一盘特别大的结婚蛋糕，乐呵呵地冲着我母亲说：“艾丽姨妈，你怎么能怀疑我完不成一件光荣的作品？哪怕只是怀疑一分钟也不行。”一句话就把我母亲逗乐了。阿尔玛则在猜想，这么多的亲戚，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呢？

我喜爱婚后的生活。我喜爱周末陪阿尔玛上街采购。我喜爱她跟我一起会见我的朋友。我常常开快车，从德文斯堡赶回我们的小窝。我的车是一辆蓝色的1959年产的“大众”牌，是我在德国时花1312美元买的。有一次，我又沿着2号公路疯狂急驶，忽然看见一辆敞篷车紧紧跟上了我。我想，这准是一个新英格兰的美国佬要超过我，让我吃他的尘土。我把油门踩到了极限。这时，响起了警笛，我大吃一惊，只好停车。开车追我的人走下车来，让我看了他的州警察证件。他通知我违章了，在这一路段时速不许超过55英里，我却跑到了90英里。我辩解说：“警官，你知道我也知道这辆车跑不了那样快。”这话毫无效果，他毫不留情。在当年，我常想看看我的车究竟能跑出什么速度。现在还有时这么干。

我和阿尔玛在一起的毫无牵挂的生活行将结束。9月24日，婚礼后一个月，营部为我们举行了告别会。艾伯纳西中校念了用漂亮书法写的盖有第二步兵团第二营营徽的告别词。“诸君静听，诸君静听，”他开始念道，“兹有本营首席文书官奉命调往遍地布满毒桩与竹签的乐土……”他幽默地提到了我在德文斯堡服役期间的一些事迹：“本营部将思念此君的摔电话声、拍桌声和猛扭转椅之声。”要是我在德国时的连长路易塞尔在场，准会点头称是。

不久以后，阿尔玛和我收拾了我们全部家当，装上一辆“大众”牌汽车。匆忙回家道别后，奔赴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我将在那里参加军事顾问培训班。带着新婚的妻子开车驶过南方各州，比我几年前跟两名军士一起旅行更加叫人揪心。我记得路过弗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时，连加油站的厕所都不让我们用。我只好在路边停车，跟阿尔玛一起到树林里去解手。

到了布拉格堡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个黑人租房代理人，想在附近的费耶特维尔租一处配有家具的住房，以便在我受训期间让阿尔玛和我有一个安身之地。我们希望能找到黑人中产阶级居住区，可是当地很难找到。我记得那个代理人把我们带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幢破旧房屋，屋前长满了野草，到处是生了锈的罐头盒、塑料袋和别的垃圾。进去一看，地板上是破破烂烂的油地毯，家具也都是一些破烂货。我们只好摇头，去了第二个地方。情况也差不多。最后，租房代理人说他还有一个办法：让我们住在他家里。我们的希望上升了。他把我们带到一幢灰暗的房前。屋里面更灰暗。一个大房间里坐着几位年老的房客，心不在焉地瞅着我们。租房代理人领我们进了里面一间卧室，卧具要我们自备，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