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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的话，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行政机关的职能。

这位人士反映，陈培德一再声称要打假，那么，对于绿城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谈，假若没有绿城行贿，哪来的裁判受贿？如果陈培德是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那应该同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陈培德明知绿城有问题而不去举报，那也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而且，体育局把材料“私藏”，而不及时向上级单位及司法部门举报，这也是一种违纪行为。

这条不足800字的报道转载率极其高，不仅中华网、新浪网、雅虎网等各大网站发在首页，而且《天津日报》《南方体育》《华西都市报》等报纸也都转载了。

再搜索一下，发现过去许多支持打黑的媒体也都掉转了方向，《钱江晚报》在报道《足协即将反戈一击　反黑面临半途而废？》中说：“绿城的‘打黑反腐’事件，最近几天形势可能发生大逆转。一直静观其变的中国足协实际上已胸有成竹，即将使出极具杀伤力的反击手段。一位与足协关系非同寻常的北方记者昨天透露，杭州方面的举措已引起足协甚至更高层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组织程序，中国足协不予支持。”“足协的这一反击，不但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将绿城送上了绝境。因为作为民间团体，属于司法机关的事情，足协可以不过问，而绿城作为配合司法机关，不管查实有多少裁判有受贿行为，绿城本身难逃干系。”在这篇报道旁还配一篇评论《阎掌门到底想看谁表演？》，评论的第一句话是“李书福、宋卫平、陈培德锵锵三人行，将本该歌舞升平的岁末搅得乌烟瘴气，媒体和球迷又一次地精神抖擞起来。”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2）

陈培德忧心忡忡地点燃一支烟，站到窗前，极目远眺。什么“始终没向总局汇报”？2000年5月18日，我就上书袁伟民，建议在体坛大刮反腐“龙卷风”；2001年10月11日，我给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发去“关于整顿中国足球的谏言书”；10月18日，向中国足协递交了4点表态；11月29日，我又致信袁伟民局长，反映九运会赛风问题突出。我先后给体育总局写过五次信，怎么能说“始终没向总局汇报”？另外，总局可有过答复？

“5·19黑哨”、“甲B五鼠案”后，吉利、绿城揭竿而起，主动向足坛腐败发起进攻，体育总局可表过态？有关浙江打假扫黑的情况，我哪一步没有跟阎世铎通报？

晚上9时15分，《“黑哨”内幕》在央视终于播出了。

在节目中，宋卫平等人面对镜头再次证实了甲B联赛有“两个战场”，另一战场即贿赂裁判。宋卫平说，在一个赛季中，绿城有“三分之二的比赛都要花钱”，而绿城花在裁判身上的钱，在甲B俱乐部中属中下水平；李书福说，在一个赛季中，“花钱的比赛达70％—80％”。

最后出场的是陈培德，他对着电视观众说：“几万名观众在看台上为球队加油助威，而这场比赛的结局是赛前已经决定了的，宋卫平说他感到有种负罪感。人民的这种热情受到了侮辱。”

在片子结尾还播放了中国足协在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国足协从开始到现在，惩治腐败现象、打击行业不正之风的决心是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的，并欢迎各俱乐部，包括正在参加足球事业的企业、曾经参与企业、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举报和监督足球界的丑恶现象。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中国足协必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对于属于违法、违纪的问题，无论涉及谁，涉及多少人，都将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这一声明与“总局某人士”观点与态度刚好相反。

这一夜，陈培德给总局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陈培德走进杜兆年的办公室，把报道和公开信递了过去：“杜局长，这是我的信与中华网上的报道，你看看。”

杜兆年看后怒目圆睁，高声喝道：“这简直是颠倒黑白！”

杜兆年说：“陈局长，我们不能任他们胡搞，要不召开个党组扩大会，商量一下对策？”

“好，事不宜迟，马上通知大家到会议室。”陈培德说。

几分钟后，党组扩大会议在会议室召开，出席的有副局长杜兆年、李云林、办公室主任郑瑶、人事处处长应祖明、训竞处处长、体坛报总编辑李烈钧、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每人桌前都摆放着那篇报道和陈培德的公开信。

杜兆年先发言，他说：“打假扫黑是浙江省体育局一致的要求，陈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