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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广种薄收，被骗总人数却有了很大的增加。

骗子的来源地也更广泛了：尼日利亚名声太臭，许多当地骗子不得不跑到邻国贝宁和布基纳法索，以这两个不显山不露水的西非国家为基地从事诈骗；此外，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等许多非洲国家也相继出现了克隆版本的“419”，其中南非骗子之猖獗，几有青出于蓝之势。

在行骗手法上也与时俱进，日新日高。

一是“老版本”的提高。

“419”们头脑灵活，信息更新很快，利比里亚政权更迭、查尔斯。泰勒被迫流亡尼日利亚的消息刚刚披露仅48小时，以“泰勒总统法律政治顾问FRANKOLA”名义发出的“419”诈骗连环信已悄然飞进许多人的电子邮箱；尼日利亚贪腐成风、某些政府官员监守自盗的新闻刚见报，就有人以“尼日利亚某部长”要转移贪污的工程欠款出境、需要帐户中转的幌子大肆行骗。由于这些背景新闻千真万确，很容易核实，自然增加了欺骗性。

二是欺骗手法的丰富。

这种类似“丢包”的手法毕竟不算新鲜，玩多了就不会有人信，“419”们于是想出不少新花样。

比如“遗产诈欺”：慌称被骗者有远房亲戚在非洲某国去世，留下大批遗产，让被骗者缴纳一定“律师税”以领取遗产。这种诈骗信一般都盗用政府部门抬头，让被骗者信以为真。

比如“订单诈欺”：骗子以非洲某代理商、某公司名义向各国供应商发出电子邮件，以诱人的价格发出大额定单，供应商上钩后即要求先发货、后付款，随后骗子会冒充银行、甚至收买银行职员向供应商发出银行保函，证明该公司“资信可靠”，货款已打入帐户，货到即付款，供应商如信以为真，发出货物，结果一定是石沉大海，钱货两空。

比如“政府采购诈欺”：骗子以某非洲国家部委的名义向外国企业发出大额采购订单，并开具逼真的政府采购合同，附有带部委抬头的信函纸、公章和部长签名，甚至冒充西非经济共同体或其它国际组织的名义组织假招标，吞没标书购买费用，或趁机索要“附加手续费”。

他们的黑手甚至伸向慈善领域。2005年西非蝗灾、近来肆虐的艾滋病和撒哈拉大旱，都被他们利用，冒充教会、民间社团等向各国善良的人们骗取赈灾款和物资；近来他们甚至来了个“反向操作”，冒充非洲已故富豪的遗孀，声称丈夫临阵嘱托将巨额遗产捐献海外某慈善基金会，并请求该基金会代付“遗产税”，有时干脆直接冒充政府税务部门写信，这些慈善基金会求善款心切，往往不疑而中计。

如今“419”们的技术日益精湛，他们不但能把各种官、商、民角色扮得足以乱真，还能变戏法般伪造出银行汇票、提单和电汇单，甚至是花旗、兴业、里昂信贷等著名银行的信用证。因为有些诈骗金额巨大，他们甚至可以不惜工本打通银行关节，采用非常手段将D/P或L/C支付、本该款到才能取出的提单拿出并提走货物，达到诈骗的目的。

中国已是重灾区

由于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往来日趋紧密，中国已是“419”诈骗的重灾区。

2002年初曾有位来自台湾彰化的邮局退休员工廖振建，轻信两名塞拉里昂“419”的骗术，兴冲冲亲身跑到南非，把20000美元退休金交给这两名骗子，作为“提取存在银行的大量高价珠宝的手续费”，以期拿出珠宝变卖并分得巨额红利，当骗子带着钱消失得无影无踪后，这位后悔不已的上当者当场精神失常。然而和许多大陆上当厂家相比，廖先生这点损失实在不值一提。

有一家尼日利亚公司与山东某公司签订4个货柜的提花布合同，规定D/P结算，结果货物发出后，托收的当地银行在未收到货款情况下直接将提单交给该尼日利亚公司，结果该公司连同货物一齐消失，厂家损失近70000美元；

另一家浙江公司在签订供销合同（D/P支付）、并收到10000美元预付款后，于去年圣诞节前向尼日利亚哈库特港发出两货柜玩具，结果“客户”在货物装船出港后一周宣布拒绝付款，厂商知道上当、待追回货物时，却发现提单已被银行交给“客户”，结果眼睁睁看着价值近10万美元的货物被骗。

由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外贸体制的放开，许多原本为专业外贸公司供货的厂商直接走向市场，更多原本与该行业无关的投资者也参与进来，这些厂商、个人资金雄厚，外贸热情高涨，但对非洲了解不多，对当地市场、法规、政策均不熟悉，对潜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