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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律，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选择，没有选择

杨嗣昌死了，崇祯很悲痛，连他爷爷辈的亲戚（襄王）死了，他都没这么悲痛，非但没追究责任，还追认了一品头衔，抚恤金养老金，一个都没少。知己死了，没法以死相报，以钱相报总是应该的。

其实和崇祯比起来，杨嗣昌是幸运的，死人虽说告别社会，但毕竟就此解脱，彻底拉倒。

而崇祯是不能拉倒的，因为他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正忙着收拾张献忠的时候，皇太极出兵了。

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出兵，但这一次很不寻常。

因为他的目标，是锦州。

自打几次到关宁防线挖砖头未果，皇太极就再也没动过锦州的心思，估计是十几年前被袁崇焕打得太狠，打出了恐x症，到锦州城下就打哆嗦。

所以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