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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找了您好几个月了。您忘了，您去秘鲁前，我还找过您，跟您打过招呼……”中央电视台的小战同志帮助我做着他的思想工作。

“是啊，我知道，我答应过……”

窗外，夜色如墨，正刮着初冬的寒风。人又是从大老远来的。他有些为难了。

“我们随便聊聊。我爱好体育，你爱好文学。也许，我们会有的说呢……”我又说道。

他不说什么了。

艰难的采访开始了。

沉默了片刻。这时候，沉默是必要的。双方都在酝酿着，像比赛之前的准备活动。他在想着说什么。我在想着如何谈下去。

他掏出一个白皮的小笔记本，刷刷刷地翻动着，翻到了一页，指着本子对我说：“临到秘鲁之前，我们广播电视部的部长吴冷西同志专门找我谈了半天。”他看了看本子，“是8月19日上午。冷西同志说：‘体育解说是一种相当高级的艺术，是解说员思想状况、文化修养、专业知识的综合反映。解说一次，等于一次考试。’你看，总结得多好……”

体育解说，在国外很早就有。但把它当做高级的艺术，这样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恐怕只有在我国得天独厚。体育解说在我国的历史并不长。解放初期，张之和陈述转播一场篮球赛，恐怕算是撩开了这门艺术的序幕。1953年，张之在天津转播四项球类比赛，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听罢，高兴地说：“有人会‘说球’，这个办法群众很喜欢，可以普及体育。会‘说球’的，也是专家嘛！”

现在，专家就坐在我的面前，一脸愁云惨淡。他好像心事重重，在想着沉重的往事。

他不承认自己是专家。他只是说刚刚开始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追求的目标：

“真的，这不是谦虚。现在，体育解说，观众、听众起码有几亿。体委副主任徐才同志对我说：连老太太现在都知道个‘短平快’。所以，体育解说要把社会教育、普及知识和报道动态、增强人民娱乐性，三位一体。你看，这要求多高哇！我做得差得远着呢！小的方面不说，光是解说中，大的失误就有两次……”

“是吗？那请你谈谈这个吧！”

“这行！”

他的眼睛闪现出光亮来，神情也振作了。好像他马上要讲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失误，倒是自己的一段光荣史。他招呼着爱人：“钟瑞，拿点儿糖来……”

“钟瑞同志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全国联播节目里，你常能听到她的声音。”小战向我介绍着。

一个高高个子的中年妇女端着一盒糖走进屋，放下糖，又端来几个茶杯，为我们一人冲了一杯茶，淡淡清新的茶香在满屋飘散。

关系融洽。采访，像绕过一块礁石，开始顺流而下。

“去年在日本转播世界杯女子排球赛，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中日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喊了起来：‘不管日本队怎么喊，双方的实力差距摆在这儿呢！’而且还说‘我们已经是世界冠军了。这些话，你们肯定都听到了。”

我点点头。这话是欠妥当。缺少大将风度。

“我们女排那是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当时我激动了，转播时说：‘诗人们，希望你们写首诗吧！作家们，希望你们写一篇文章吧……’这话你们一定也听到了！”

我又点点头。这话并没错，倒是很有激情哩。

“你看，要不说体育解说是无底洞呢！它不仅要求我们要懂得各种体育项目，还要有文学素养和政治头脑。一个解说员的语言在于深度，不在于表面，不在于高昂的政治口号和廉价的激动。”

他有更高的追求。

“其实，这方面，周总理早在1971年就对我有过批评！”

“是吗？”

“那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刚开始回到话筒前转播，是一场乒乓球比赛。我尽量用了一些形容词。什么‘流星’呀，‘闪电’呀，‘精湛的球艺’呀……”

那阵子，假、大、空的流行病传染，调门越高越革命嘛。

“总理看完那次电视说：‘体育解说不要把观众带进迷魂阵嘛！’这批评多尖锐，多深刻……”

体育解说牵动着多少人的心！

他不说话了，沉思起来。

“你是一个性格外向、好激动的人。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我笑着说。

“没错！”他爱人先笑着说道。

他也笑了：“的确，一见话筒，我就感到兴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