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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3）

李怀宇 当时在学校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左派学生？

何兆武 那当然会接触。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但是一般的不会太尖锐。也有个别同学把重点放在政治上，不过大部分人都不是过分地重视这些东西。

李怀宇 复员后，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分开，那种学术传统有没有断？

何兆武 我想是解放以后跟解放以前不一样，教育体制不一样，教育方式也不一样。

李怀宇 台湾大学在1949年以后是不是较完整地保留了那种学术传统？

何兆武 台湾大学最初一批人就是老北大的，傅斯年带的那一批人都是从老北大去的，姚从吾、钱思亮、毛子水。后来他们自己培养人才。

李怀宇 《上学记》里提到你有所保留的两个人，一个冯友兰，一个吴晗，书出版以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何兆武 吴晗没有，冯友兰的姑娘宗璞不同意。不过我觉得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不一定说每一个问题大家都一致同意。我是这么看，你是这么看。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授给冯友兰荣誉博士，奖励他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冯友兰也就接受这个博士了，在我看来就有点滑稽（笑）。因为包括冯先生自己都知道，有两个冯友兰。他在1959年写过一本《四十年的回顾》，认为四十年不堪回首，觉得自己是一个逆流，他否定自己，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这显然有两个冯友兰了。哥伦比亚大学表扬冯友兰的贡献，是表扬逆流的冯友兰的贡献呢，还是表扬毛泽东的小学生的冯友兰的贡献呢？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很精，只提他的贡献，不提他的什么贡献。冯友兰答词的时候，他应该有个交代，可是他也不说，我觉得牛头不对马嘴。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虽然古老，可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完全对不上口径，你的贡献你怎么看呢？这个戏演得非常滑稽，但是宗璞先生认为非常严肃，非常认真。那么，各人可以有不同理解，就好像看一个戏一样，你觉得很好，我觉得不好，可以允许观众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我想我们可以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

1946年，何兆武从西南联大毕业，先后到台湾、湖南教书。1949年，何兆武回到北京，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三个月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两年，又到西安工作四年。1956年至1986年，何兆武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李怀宇 1949年回到北京后，你怎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去学习了？

何兆武 那时候好几个革命大学，叫“革大”。解放战争胜利了，形势来得很快，那么大的地方需要大量的干部去接收，就在社会上找主要是中学生，还有一些在旧社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进来学习三个月，就出去工作。那个大学跟我们普通的大学不同，我们大学是有专业的，几年才毕业，它是三个月就毕业。来了学什么呢？学政治理论、马列主义理论、《人民日报》社论，还要改造思想，自我检讨，做思想总结：我是旧社会过来的，我有个人主义，要不得。后来学习政治的风气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比如说社论出来了，我们学习怎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谈个人的体会。

李怀宇 心理落差大吗？

何兆武 当然也有些不习惯，过去思想自由惯了。学习的时候结论是摆在那里的，比如说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家都要进行到底，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半途而废吧。（笑）

李怀宇 自由惯了的人，是怎么适应过来的？

何兆武 所以要改造思想，就是要改造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一定要纠正，《毛泽东选集》里面有一篇《反对自由主义》，这就叫自由主义。

李怀宇 你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对胡适怎么看？

何兆武 胡适那时候名气大得不得了，而且影响也大。胡适的地位有点像解放以后的郭沫若，但是跟郭沫若还有点不同，就是郭沫若的牌子是当局要树立的，胡适跟国民党毕竟不是一条路，所以国民党并不树立胡适这个牌子，胡适这个牌子倒是他自己闯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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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4）

李怀宇 后来批胡适的时候，你怎么看？

何兆武 那是运动啊，大家都得批。后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