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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防止蒋介石返回

南京后继续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机发展。这些又与毛氏奸诈地追求个人独裁的

勾当纠缠在一起。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喘过一口气，但从此毛

氏也真正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基础。

只要约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处境，人们就能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其以后法上的

种种情况，都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日本的侵略，及其严重和迫切，使一切看来不可能的事，

都成为可能。这其中主要之点，是中共得庆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是中共濒于

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有向前发展的机会。

这些事说来话长，恕作者不能一一论及，只能就个人所接触到的扼要叙述。大体说来，

在西安事变以前，处于偏僻地区的中共，是被动的接受抗日的影响。譬如说，中共曾主动的

联络张学良，但也从这种联络，中共才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人

的反日情绪。当时少数美国记者，访问陕北，也使中共的要人们对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抗日

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消息和书刊流传到陕北，使张闻天辈模模糊糊的了解

到，陕北以外的情形是进步了。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的地区，渗

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有

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

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

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

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

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

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市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边防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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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

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

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

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

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

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

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

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

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

与抗日军政大学①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

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

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

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

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

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