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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尼姑。

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从满清到民国，统治者传统的歧视藏族。那时统治西康的

军阀刘文辉，尽量搜刮藏人的钱财。汉人在此经商者，也多用欺诈手段图利。我和一些藏人

及喇嘛们谈及这些事，他们大多叙述怎样被汉人撵到山里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总穿着一件油渍的羊皮统子，这件统子往

往重达三十磅，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很大的负累。他们虽有自己的文字，但结绳记事的方法，

还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极不完备，很多较复杂的概念，就无法表达出来。譬如“团体”这

个名词，在他们的文字中就没有。我和他们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这个名词，较接

近于“团体”这名词的意义。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

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

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蔼，又使他们惊异不解。甘孜的活佛是这

个区域的“神”，他曾这样表示对我们的观感：“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

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我们在那一带的真象。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线大致没有战

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

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

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骚乱，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

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

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仍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

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

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

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乃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

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便是根据这种方针来进行。

这段时期，我们发展了军队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贡

献。一方面军是在江南的湘粤赣一带革命中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参加这支队伍的知识分子较

多，所以军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也较为发达。当时我们总部驻扎在炉霍喇嘛庙里，门口有一

块大广场，主持文娱工作的李伯钊女士（系留俄学生，任总政治部文娱组主任），常常率领文

娱队③在那里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战士们一道欣赏。他们所表演的短剧、舞蹈、歌唱等，

当时鼓舞了战士们的热情，即使到了今天，回忆起来犹有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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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这里气候寒冷，布匹棉花，少的可怜，但羊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商店仓库，喇嘛

住宅，出处堆满着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卖不出去。我

军战士都忙着将羊毛加工，纺成粗糙的毛绳，再织成衣裤以及袜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

月间，我军各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纺织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纺品，

其中以白色最多。我们对纺织羊毛多方鼓励，用教练品评、竞赛展览等方法，来促进战士们

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我们的冬服问题。

在“吃”的问题上，我们花的力量还要多些。当地的青稞大体是由我们控制，实行定量

分配，奖励节约，反对浪费。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数时间是每天一斤。宰牛统制的更严，

奖励制牛肉干，以便一条牛能供一连人约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