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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

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

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

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

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

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

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

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托一

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

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

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

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

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

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晖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

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晖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

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

似也有一个规律：一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

于流产；二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做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

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晖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

吴稚晖步出会场的时候，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下后生家，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现在听

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

回答他：“我敢保证张国焘决不会如此。他不嫖不赌，是个持身严谨、奋发有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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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听了李先生告诉我的这些话，真是气得发抖。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你不要生气，

还有下文。”他又告诉我他当时即认为吴稚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

可能还有文章。因而他特约吴稚晖共进午餐，谈了一大篇话，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

关系等等。李先生曾向吴稚晖说起，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我又

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又

说：目下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反对段祺瑞的示威运动，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旨，

在那里多方疏解，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向吴证明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打消吴的误会。他还

向吴说倒，我虽批评过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歧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吴稚晖先生是很尊敬

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顾全大局。李先生说，经过这番解释之后，吴已无话可说了。李

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表示一些敬意，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我不揭穿吴稚晖这种造谣诬蔑的企图，已算是很客气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