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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没有冒烟，但在克拉斯罗亚尔斯克（Krasnoyarsk　）地方看到了一些大煤堆，据说这里

的煤矿已开始修复了。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愈往西走愈明显。各车站上的小贩逐渐加多，只

是面包、牛奶等食品的价格都是天文数字，而且，他们显然对纸币不感兴趣，所欢迎的乃是

物物交易。过了乌拉山以西到达欧俄境内后，这是当时饥荒较严重的区域，车站上到处扁集

着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饥民，纷纷向火车上的旅客乞求食物，如果给予一些面包皮屑，便使

他们如获至宝。小贩们最希望能从旅客中换到一些盐或一盒火柴，如愿以偿后便喜形于色，

叹为奇遇。我们的专车，就在这种饥荒紊乱的现象中，在俄国人的惊奇羡慕眼光中，在沿途

各站仪仗队的军乐与敬礼的口令声中，大约走了九天的时间，到达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莫斯

科。

在巍峨雄伟的莫斯科车站，我们受到盛大的欢迎。从国际歌的激昂声调中，我们被拥进

了迎宾的大卡车。欢迎的行列是些甚么团体，当时根本来不及注意，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甚

么；只能从他们的各种表现上领会主人的一番盛意。只有那位在东方极负盛誉的日本老社会

党党魁片山潜所致的欢迎词，予人较深的印象，且因早闻其名，这次见到后就更觉亲切。在

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应都比伊尔库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并有香烟、

糖、内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给。代表们享受着这种特别优待，几乎不相信当时的莫斯科正

在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的艰苦状态中。

其实，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

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从找到适

当的翻译人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的毕业生，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

患着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

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

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洋泾滨”俄文。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

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作广

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

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

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

我们这些代表，就象一批半聋半哑的学生，由那些招待人员带领到各处去参观。其实，

与其说是我们到各处去参观，倒不如说是让各处的俄国人参观我们。我们似乎已成为最新鲜

而富有鼓励性的活动宣传模型，因为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现在莫斯科的公众之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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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象征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已经有了成绩，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

宫的历代帝王的陈迹，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种博物馆，和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纪念处

所。至于工厂则多数没有复工，学校的秩序也没安定，当时还不足以成为参观的对象。此外，

我们有时坐在大剧院的俄皇御用的包厢中欣赏大场面的歌剧，有时出席各种欢迎会并登台讲

演，无不受到群众热烈的欢呼。还有一件事令我感觉到异常亲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

是当时东方大学的八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

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