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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青年运动。留学生和国内的新学堂成为

革命的温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并进而鼓励革命青年参加满清政府所创立的新军，以便接

受军事训练，并掌握军队。于是革命活动的范围由联络会党而扩大到了运动军队。

一九一○—一年间，许许多多同学居然打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

进而抱着，“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趣，以参加新军为荣。他们瞒着家长和学堂当局，

秘密填写志愿书、履历表（有的还伪造保证人的签证）纷纷前往投考新军。甚至有些年龄不

合格的幼年同学也偷偷跑去，有些去投考的同学还兴高彩烈的宣称：“参加新军，拿起枪来，

才能实行革命。”

学堂当局目击许多思想激烈的同学忽然失踪了，既恐慌又惊奇，他们为了避免将来闹出

事来有所牵连，进行严查密访，设法阻止。我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在同学中年龄较小，没有

资格去投考新军，而且也被学堂当局视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其实我对于那些投考新

军的同学却同样兴高彩烈的在暗中予以赞助，对于为他们凑旅费、填写报名单等事，是特别

热心的。填写证件往往要在全校熄灯就寝之后，在床上把帐被严密遮着，点上一枝小蜡烛，

秘密进行。寝室内外还要有些同学担任传递暗号的工作，以防舍监们的查究。

事态这样演变下去，震动全国的武昌双十起义终于爆发了。

武昌起义以后，萍乡也大为震动。我父亲特地到县城来把我接回家去。十月二十二日湖

南长沙宣告独立，江西九江（十月二十三日）和南昌（十月三十一日）也相继独立了。各地

都在纷纷响应革命，萍乡的起义也于十一月三日发生，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逃走了。

革命派推五十四标二营管带胡标为都督，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大出告示，筹饷募兵，虽不免

有些混乱，但革命作为也算是有声有色。

我家庭对革命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家里的大人们不让青年子弟出外，并且要我们留着辫

子，等到大局确定之后，再定方针。他们一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另一方面根据传

说，认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即江湖医生—能否主宰中国还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家的年青叔父们和兄弟们常常集在大厅里高谈时事，倾向革命，对于家长们的措

施深为不满。结果我家里二十几个青年就在大厅里公然全体将辫子剪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对于家长是一个重大的示威。家长们对这一幕大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心中也许想着

子弟们的动作是对的，不过做得早一点罢了。我们这群青年觉得占着了上风，有的进而要去

参加革命军，有的要为革命宣扬和奔走。这种对满清灭亡的称快和对中华民国诞生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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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充分的流露出来，而再也无法加以抑制了。

革命的浪潮“就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撞击着我那古老的家庭，我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

所说的一段话，最足以形容出这些年代中这个家庭所经历的种种变故。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个月夜里，在桂林的六塘镇上，也正是日本飞机轰炸桂林的时候，

我的老母缅怀家园，向我叙起家常来了。她说：“儿呀，你还记得你的外祖母家么？那是你

八岁时去过的地方。”我回答说：“妈，还记得一些。”母亲接着说：你还记得外祖母的花园

么？那里面有半月形的池塘，茂密的花木，也称得起雅致的，门前有很高的旗杆，厅堂里有

几块横匾。那是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善良的念书的人家。家里的人口并不算少，忠厚持家，不

愁衣食，经过这三十年的变乱，眼看着这个刘家完全败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你的年青老表，

在外面做工营生。

母亲又接着说：我家比起外祖母家来，光景也好不了多少。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祖

宗也不知为了什么原故搬到这两省交界的山区里居住，虽然是客籍，倒也相安无事的住了下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