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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武装割据在天门口的事业很快被这五个人所主宰。�这几个人既没公开说什么，也没有根据董重里写给张主席的密信逮捕常守义，但是天门口正在嬉闹的男男女女，却突然沉默下来。

�他们很少提及政治保卫局，言谈举止当中总是自负地用五人小组来称呼自己。仅有的那个女人稍好一点，有一次，阿彩发现她躲在后门外一声声地干呕，便走上前去为她拍背，　还泡了一碗红糖水给她喝：“你这样子像是怀孕了！”女人没有回答，反而说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你就叫我欧阳大姐吧！”格外随和的一句话，倒让阿彩对她十分敬畏。�五人小组在西河左岸开始同董重里密谈时，太阳还在西边山上，密谈结束时，太阳已经回到东边的山坳里。任何探听这场彻夜长谈的企图都是无法实现的。五人小组精于反侦听，充分估计到此番谈话的难度，渴了要喝多少水，饿了要吃多少食物，冷了要烧多少柴火，全都做了准备，然后禁止任何人进入他们划定的禁区。说服了董重里，五人小组又在小教堂里同常守义见面。常守义准备同身着不蓝不黑的深颜色军服，背着手枪的五人小组成员一一握手，但和小曹同志一样戴着眼镜的五人小组负责人冷冷地表示了拒绝。

经过一瞬间的困惑，常守义明白大事不好了。

�常守义被抓之前和被抓之后，并不是脓疱。

当他觉察灾难就要发生，常守义便抽身攀上梯子，蹿至钟楼，轻而易举地缴了不知所措的哨兵的枪。常守义在小教堂顶上大声吼叫，历数自己为天门口苏维埃做的好事。他认为这是打击报复，因为自己不客气地提醒过小曹同志，独立大队也是工农红军。常守义的声音传遍了天门口，董重里出来劝他冷静，不要再乱说。常守义没有住口，但这并不表明他不冷静。要抓常守义的那些人也没有开枪。僵持之下，常守义悲观地说他要从几丈高的屋顶上跳下来。这时，常娘娘带着常天亮跑过来，冲着他哭成了一摊水。

�常守义迟疑了：

“只要你们说出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我就听你们的。”

�“你听好了：是你开黑枪打死了张主席派来的交通员！”

�“捉贼要赃，捉奸要双，谁看见了？”

�“张主席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什么都瞒不过他！”

�最终常守义还是举着双手从钟楼上走下来。他告诉那些凶神恶煞般围上来的人，因为好吃懒做，自己在西河里守了大半辈子的桥，又因为好吃懒做，自己也跟着闹苏维埃，好不容易开始明白哪是人生正道，偏偏又冒出一些家伙，不要他继续往下走。万般无奈，他才将张主席派来的交通员杀了，他不想让自己变成张主席要杀鸡取出来的那个蛋。

�“也罢，也罢，听说那边的奈何桥是一块整桥板，从来不用拆和装，我还是去当一个好吃懒做的守桥人吧！”�

关押常守义的草棚是看茯苓用的。山里太安静，密密的树林里，说话的全是五人小组的人，听不到别的声音。开始两天常守义被吊在棚顶上，肚子里的气提不到喉咙上。好不容易两脚沾地，紧接着就被人打坏了肺，出气重一点，就会疼痛难忍。五人小组的人只在审问时出现，所有问题全都涉及苏维埃的前途命运。问题虽然很严厉，问的方式却不严厉，常守义不说或者说不出来，五人小组决不强迫。“你再想想！”“你再好好地想一想！”“你再认认真真地好好想一想！”五人小组说得最多的，常守义觉得压力最大的，就是这样三句话。

�常守义很怕五人小组离开，他们一走他的苦难就开始了。折磨他的人都不说话，累了就出去换别人来，再累了再换。第二天下午，全身被打得稀烂的常守义再也没有力气硬扛了，他一遍遍地哀求，凡是他们想了解的自己都愿意说。那些人还是不说话。常守义不得不糟蹋自己，一会儿说自己被马鹞子收买，成了县自卫队的第二大队长；一会儿说自己是冯旅长派进来的奸细；一会儿又说自己什么都不是，就因为不服上面的乱指挥，一心想找机会暗杀张主席。说了这许多，那些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折磨他，每一次看似要他的命，实际上总是恰到好处地留下一口气让他苟延残喘。

�常守义很怕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了，只要想得到的他都拿出来说：

“我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叫恋爱研究会。”

�此话一出，拷问他的人马上招来五人小组：

“恋爱有什么好研究的，是幌子吧？”�

少挨了几下的常守义抓紧时间喘了几口气：

“他们不该打我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