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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正地认识过，老子的《道德经》至今仍然是一本天书，我们根本就看不懂。一大堆胡说八道的学术解释只能说明当今国人对自己老祖宗的精神亵渎！　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比几千年前的古人要高明多少，相反，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我们早已通过对自身的一种病态教育而把自己搞得像残疾人一样。前些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刚进单位的博士毕业生，与他的两位本科毕业的上司去钓鱼，钓着钓着，博士就想上厕所，可厕所却在鱼塘的对面，而且看来要绕很大一个弯子才能过去。正当博士犹豫之际，听见他的两位上司说也要上厕所，还未等博士开口问究竟怎么去之际，只见两位上司竟然从水面上犹如轻功般地飞了过去。一会儿又从水面上飘一样的回来了。博士看傻了，嘴巴张得能搁进一个微波炉。这时两位上司似乎已经读懂了这位博士的一脸迷惑，于是其中一位就略带鄙视地口气告诉这位博士：你没看到水中有一块板吗？今天因为水位有点高，所以板就被水淹了，但一样可以走人……

不要以为这这只是一个笑话，这种一叶遮目的现象是　“单向度人”　一种典型而又普遍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就剥夺人对一种对整体事物认知的必然结果。美国科学家拉马斯和L·贝纳特在他们合著的《感觉的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当自然发生的对特殊方向的线条的视觉被剥夺之后，就会使得处理这种特殊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且通过实践证明：“被剥夺的动物不仅在知觉的发展中是落后的，而且这种剥夺似乎已经改变了动物的脑，以致受到限制的感觉通道收集来的信息的机制也受到了破坏。”

这种生理学的实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即：如果一个人由于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而剥夺了人的正常的感觉通道，那么就会使得处理这种正常的对象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进而使一系列感性知觉能力发生变化而使之病态。

我们就是这样从小被剥夺的，我们不仅被剥夺了兴趣，而且我们还被剥夺了对成功的很多种解释。应试教给所有的人只留了一条活路，那就是考大学；而我们的社会舆论也给所有的人只鼓吹一种成功的模式，那就是要考进哈佛、剑桥和清华、北大；或者是这个CEO那个董事局主席。于是，当人们一拿起报纸和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的有关成功的画面就定格在了什么《哈佛女孩刘亦婷》、《北大女孩谢舒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搜弧CEO张朝阳……

不错，他们的确是一个成功者，但只是一种成功。然而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对成功的解释就仅仅圈定在这些人身上？我对哈佛没有兴趣行不行？我就是不想上清华成不成？我对比尔·盖茨的金钱数字游戏毫无兴趣不行吗？我从不认为整天焦头烂额的张朝阳是一种什么成功，这不可以吗？

我就想当一个出色的出租司机，我就这样一辈子为人民服务难道就不是一种成功？我就想当一位建筑工人，我每天挥汗如雨地为北京建造一栋栋高楼大厦我非常知足，这难道也不能算是一种成功？我就这样秉公执法虽然清贫但我在精神上气宇轩昂，我就认为这是我最大的成功，这难道又不可以吗？我在我女友身患绝症的最后几天里我仍然抱着她走向了婚礼的殿堂，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留美学者陈屹曾经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另一种活法”的文章，他这样写道：

国内较习惯于大一统的体系，人们对成功、失败、美满、悲哀，有一个比较概念性的认识，举例具体来说，对于一个所谓成功孩子的成长轨迹，有一个较固定的格式。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的特性和自我，会渐渐淡化。笔者不想用绝对的好与坏来比较和论断，而是从中提出醒思。

也许读者也听说过，在美国生活的人，无论他干什么，都没有高低之分，干事的人心态上很快乐，干得也很精业。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从来都认为不错。从留学开始，大部分美国人考到及格，就可以了，考场下来，问他们感觉如何，每个人的回答都好像得了101分的口吻，而我们中国学生考了个A减，也觉得失落。在美国做苦力工，没有人感到心态上的压力，我认识的两位中小学的男老师，完成白天学校的教课外，都去打些零工，比如：到加油站帮别人加油，餐厅里给别人端盘子，即使工作时要服务于他们的学生和家长，大家也是乐呵呵的……

我们现在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非要把成功的全部含义定义在金钱、财富、地位、状元等身上？我活得潇洒、快乐就是成功你管我是在干什么，只要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